图片来源：Brian Stauffer
作者 Andrea Petersen
突然之间，恐惧将我包围。
那是1989年12月的一个清晨，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上二年级的我，正盯着满墙长长的打印纸，上面列出了下学期的课程。我在心里盘算着要上哪几门课。
我当时一切正常。虽然前一天晚上因为功课鏖战了半宿，整个人感觉头晕脑胀，虽然中西部地区已入深秋的愁绪微微感染了我——深秋意味着即将迎来又一个漫长的冬天，我不得不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来抵御狂风和严寒，但当时我真的还好。
然而一秒钟后，我突然不行了。一阵恐惧从我的脊梁骨底部骤然升起，蔓延向上。胃里翻江倒海，整个人冷汗直冒。心跳开始加速，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规则地捶打着我的耳朵、胃和眼睛。呼吸变得微弱而急促，眼前出现了模糊的灰色斑点，墙上的那些字母开始变形，字句也变得歪七扭八。
这次发作十分突然，有如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车祸。我的身体或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大闹了一番，而且是不可逆地乱了套。我内心的各种嘈杂独白（通常都是关于学校、帅哥和一长串引发不安全感的事情）最后都汇成了一句话：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这是一种早在古希腊就为医生所承认的疾病。而今，在被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奉为圣经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列出了11种不同类型的焦虑症，此类病例的确诊数量也日渐增多。
作者（左2）1992年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时同父母以及妹妹的合影。图片来源：ANDREA PETERSEN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人们虽然对各类焦虑症的了解日渐增多，但是关于引发这种疾病的根本原因，我们仍知之甚少。不过，这一切现在有所改观。科学家已经解开了有关焦虑症的部分谜团，这些科学发现或许有助于在不久的将来找到更新更好的治疗方案。
话说当年，我的焦虑症急性发作后，心跳加速、呼吸微弱和恐惧心理等症状并没有减轻。有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都住在离学校约90分钟车程的父母家，几乎没办法离开客厅的沙发。我整天把手指按在脖子上，感觉自己的脉搏跳动，数着跳了多少下，安慰自己我还活着。后来我又出现了奇怪的新症状：脸和脚有刺痛感，胸口痛，持续眩晕。我的世界不再鲜活，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我仿佛戴了一副别人的眼镜。每天我都担心自己会得心脏病、中风，或精神错乱，心里七上八下。
接下来的一年，我去看了十几个医生，做了几次心电图，两次超声波心动图，一次CT扫描，一次脑部核磁共振，一次脑电图，还有数不清的抽血化验。期间，我还跑了很多次急诊。
那段求医历程花了我父母几千美元。医生怀疑我得了多发性硬化症，脑内长了肿瘤，感染了疱疹病毒，还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症。我落下了很多课，几乎成日待在房间里。有一次，我透过屋顶停车场的栏杆往外看，甚至想一跳了之。我看过精神科急诊，结果被打发回了家。我上过六节心理治疗课，治疗师问我是否在生父亲的气。我基本上停止了进食。
依旧没人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往事不堪回首，直接快进到下一学年的开学吧。我坐在学校医务中心精神科医师的办公室里，对医生说，如果她不想办法帮我，我就不走（也走不了）。她说可以给我开一种叫百忧解的抗抑郁药，还可以介绍我参加密歇根大学医院的一个焦虑症项目。焦虑症？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出这三个字。
后来，我终于知道自己得了四种焦虑症。第一种是无端恐惧症，即强烈的恐惧感会突然来袭，伴随出现呼吸急促和胸口痛的症状，一天发作好几次。第二种是广泛性焦虑症，也就是说在第一种焦虑症未发作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惴惴不安，觉得自己要大难临头。第三种是特定对象恐惧症，我开始对一系列事情感到恐惧：牙医、高速路上开车、吃药、接触污垢、使用一管新牙膏，甚至是用舌头舔信封的封口。第四种是广场恐怖症，我的世界越变越小，因为禁区越来越多：电影院、体育馆、排队。
视频：《华尔街日报》撰稿人Andrea Petersen的新书《身临边缘：焦虑的历程》聚焦从童年起就与焦虑症和惊恐发作抗争的人们的生活。她以亲身经历解释这种精神疾病如何导致患者对最简单的日常活动产生恐惧，讨论如何应对病情，以及什么是与焦虑的和解。
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13岁及以上的美国人里，预计每三人中就有一人这辈子至少会患一种焦虑症，比例高得令人震惊。就女性而言，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左右。每年，约有4,000万美国成年人患上焦虑症，这还不包括数百万的普通忧虑者和失眠症患者。失眠症患者的焦虑虽然不致让人身体虚弱，但也会令人不快，内心失于平静。
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当中，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日渐增大。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201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2015年被诊断患有焦虑症或接受相关治疗的大学生占17%，被诊断患有抑郁症或接受相关治疗的大学生占近14%。而在2008年，这两者的比例分别只有10%左右。
适当的焦虑是件好事，比如可以促使我们为了考试过关而“抱佛脚”，积极准备演讲材料和攒养老钱。然而，要是焦虑过了头，则会令人丧失行为能力，治疗起来也相当费钱。《临床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1999年发表的某研究显示（有据可查的最近估计数据），美国每年为焦虑症大约要花费630亿美元，其中包括看医生、去医院、精神病治疗和处方药的费用，以及不能上班损失的生产力价值等。焦虑还可导致抑郁、药物滥用，甚至自杀。焦虑症患者如果工作，薪资会较低。他们不太可能结婚，即使结了，离婚的可能性也较高。
如果你现在碰到我，很可能不会注意到我有焦虑症。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婚姻美满，有个可爱的8岁的女儿。我有朋友，爱开怀大笑，也参加派对，还自己动手烤馅饼。我的焦虑别人一般是看不见的。
当然，“抗战”过程很艰辛。病情严重的时候，我会服药，尝试各种新疗法。病情缓解的时候，我也不能放松警惕，每天保证八小时睡眠，做瑜伽，红酒不贪杯，削减工作量。即使如此，我仍在和焦虑引发的失眠作斗争。我有拖延的毛病，做错了选择会感到害怕。我的身体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奇怪症状，比如手臂刺痛，胸口痛等。我没办法在高速路上开车。
科学家发现，童年的很多事情和经历是诱发焦虑症的因素之一，比如生病、精神创伤、父母溺爱过度或控制欲过强等。还有一个因素是遗传。若你的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或子女）中有人得过焦虑症，那你得焦虑症的几率最高可以是普通人的五倍。
当年，上大学的我患上焦虑症后，就十分害怕自己会走祖母的老路。她有幻听和妄想症，有一次差点放火把家烧掉，而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都在家中。此后，她在精神病院呆了三年。我的姑母有躁郁症。我父亲有抑郁症。母亲也总是杞人忧天，经常失眠，以及时而因焦虑导致洁癖。
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CBT)，我终于得以重返校园。一个疗程通常需要12-15周，由一位治疗师提供服务，每天还会布置作业。这是针对焦虑症的最严谨的非药物治疗方案，约有半数接受这种疗法的病人，临床症状可得到显著改善。
我的治疗师首先让我制作了一个“恐惧等级表”，列出我因为焦虑而极力避免的事情和情景。在咖啡店排队（排队让我感觉被困），服用维生素（担心会因此生病），爬一段楼梯（心脏加速跳动让我恐慌）……几周过去了，我逐一克服了这些恐惧。这个表其实是让我正视自己的恐惧，让我在焦虑症发作的同时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做这些事情不会导致任何我想象出来的灾难。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冥想和瑜伽等意念控制活动对于缓解焦虑症状也很有效。另外，新科技也催生出旨在直接针对脑功能障碍的各种治疗方法。脑功能障碍被认为是引发焦虑症的根本性原因。
其中有一个注意偏向矫正(ABM)疗法。研究人员发现，很多爱焦虑的人们都有一种对威胁的注意偏好，他们总是着眼于险情。研究显示，他们对有威胁性的刺激物（比如愤怒的脸孔）反应更快，哪怕这些刺激物的图像只是一闪而过，意识都来不及处理。ABM疗法常用一项简单的计算机任务让注意偏向正常化，例如让受试者更加关注表情中性的面孔，而不是那些凶神恶煞的脸。
此外，非侵入性的经颅磁刺激(TMS) 也是科学家正在尝试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把一个设备置于头皮上，使之产生一个磁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TMS用于治疗偏头痛和难治性重度抑郁症。在治疗焦虑症时，这种疗法可激活一些大脑区域，这些区域在焦虑症患者身上处于“怠工”状态。
也有很多焦虑症患者依赖药物治疗。在发生了一次身体危机后，快30岁的我也终于进入了服药阶段。那次危机是这样的，我当时走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七大道上，猛然间我部分视力丧失。医生安慰我说，那不过是视觉先兆性偏头痛，主要症状就是视力缺损。这件事让我迅速陷入到对自己的身体和其他所有事的无限忧虑中。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是最广为人知的抗抑郁药，百忧解、帕罗西汀和左洛复均属此类药物。不过，要是患者过度焦虑，医生也会给他们开这些药。大量研究显示，这些药在治疗焦虑症方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我在吃过一种抗抑郁药后，出现了皮肤过敏，于是又试了另一种。刚开始，没太多感觉。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大脑中的一些空间似乎在慢慢打开。本来占据70%大脑空间的焦虑，现在似乎降到了40%。我所焦虑的东西也随之少了一点。
我很幸运，找到了一种对我有效的药物。现有的药物至少对三分之一的焦虑症患者没有多大疗效，而即便有，可能也会带来不良副作用。目前有一系列新研究试图利用脑部扫描和其他检测来预测，哪些病人对哪些药物或疗法能产生反应，但实际应用可能是多年后的事了。
过去18年里，我服用了八年的抗抑郁药，但我的焦虑症从未被根治。即使在药物的控制下，我的无端恐惧症还是会时不时地发作。这也是为什么我包里总装着氯硝西泮的原因。氯硝西泮是另一种抗焦虑药，它可在30分钟内化解我的焦虑和那些恼人的症状——心跳加速、呼吸微弱和拧巴的思绪。如果药量够大，它甚至可以让我摆脱已全面发作的无端恐惧。我不常吃氯硝西泮，但我的人生在吃前和吃后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1996年至2013年，美国成年人服用氯硝西泮一类的处方药人数增加了67%。图片来源：ALAMY
氯硝西泮属于苯二氮䓬类药物，安定和阿普唑仑亦为此类。1996年至2013年，被开这类处方药的美国成年人人数猛增了67%，从810万增至1,350万。但这些药可能产生一系列令人生畏的副作用，还可能让人上瘾和滥用。若和足量的酒精以及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则可能致命。
氯胺酮算是一种蛮有希望的抗焦虑药，一般常用作麻醉剂，同时也是绰号“K粉”的街头毒品。有证据显示，该药可在数小时内缓解抑郁症状，对于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症的人，小规模实验也有积极疗效。有几位科学家甚至开始研究摇头丸对治疗焦虑症的作用。
随着对焦虑症研究和治疗的关注越来越深入，我有时自问：如果可以让自己的焦虑症骤然消失，我是否愿意？
我当然没把焦虑症看成一份天赐的礼物，但它对我也有积极的一面。当我试图逃避某些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或答应了太多不该答应的事情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焦虑，它会踢我一脚，让我赶紧行动。它让我的生活更加真实，让我更有同理心，也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于是求助的时候更加心安，也因此加深了我和朋友的感情。
那些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们常会谈起，在那一刻才明白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像我这样，无时无刻不担心灾难的发生，时刻准备应对祸患的人，也很明白这一点。我更能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内心深处那种不安的基调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真诚地与人对话，并且很有意思的是，让我甘愿去冒原本我不太可能冒的险。
焦虑说明我还没有圆滑到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而这让我的人生更为丰富。
这篇文章摘选自Andrea Petersen的新书《身临边缘：焦虑的历程》(On Edge: A Journey Through Anxiety)，于5月16日由皇冠出版社(Crow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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