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张之洞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权贵，为此感到一阵安慰。满洲权贵对汉人一直心存猜忌，特别是海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肆宣扬满汉矛盾，载沣对汉人更加不放心。张之洞作为前朝重臣，载沣暂时不敢动，但他毕竟是个汉人，担任封疆大吏的湖广总督，前后近二十年。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势力强大，根深叶茂，这些都让满洲权贵甚为担心。清廷只好以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为交换，使他离开武昌。清政府立即安插“自己人”瑞澄担任新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死，载沣对两湖地区更加放心了。
瑞澄出生于1863年，隶属满洲正黄旗。他其实是个蒙古人，先祖恩格德尔是蒙古内喀尔喀部巴约特部达尔罕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清军入关前就加入满洲旗籍。努尔哈赤把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他。瑞澄家族经过历代的考验，加之又有皇室的血统，满洲权贵对瑞澄自然十分信任。只是此时载沣肯定不知道恰恰是这个“自己人”，点燃了崩塌爱新觉罗江山炸弹的引线，成为武昌起义成功的最大“功臣”。
1911年，武汉民间传唱一首这样的歌谣：“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一场反清起义即将爆发。可是今天，我们回头再审视武昌起义，会发现这次起义成功的所有因素几乎全不具备。首先，武昌起义的组织非常混乱。武昌革命党人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先山寨了一个中华同盟会华中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从来就没被承认过这个组织。该会的领导人本来叫孙葆仁，为了和孙中山攀上亲戚，连名字也改了。孙中山名叫孙文，号逸仙。他就改名孙武，号遥仙，在外假冒孙中山的弟弟。即使这样一个山寨的武昌革命党也不是个团结坚强的组织，内部派系林立，主要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双方互相看不起。
武昌起义选择地点当时看来很有问题。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没打算在此地发动起义。在地利上，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是南部中国的交通中心。北京的军队几天时间就可以到达武汉。此外，武汉三镇，中间由长江隔开武昌与汉口、汉阳。因为有水路，清政府即可以迅速运输军队，又可以指挥海军直接攻击。更重要的是武昌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清政府重兵聚集。革命党发动起义，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很难坚持下来。然而纵然问题多多，武昌起义却奇迹般的成功了，给清王朝致命一击。之所以能有这样惊人意外的结果，就是因为在这个宏大历史浪潮的时间节点，清朝湖广总督瑞澄做出了挽大厦于既倒的杰出贡献。
贡献之一，名册事件
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俄国人很帮忙，直接将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清政府。武昌起义前，清廷的外务部、民政部的密电早已到达武昌，武汉的英美两国领事也将起义的消息秘密通知了瑞澄。
瑞澄立即下令武昌城城门紧闭，大肆搜捕革命党。革命党人决定当晚12点提前起义。然而在当晚12时以前，军警突然袭击起义军总指挥部，起义的领导机构被连锅端掉，清政府几乎稳操胜券。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如何查清那些散布在军中的众多起义军余党，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瑞澄马上做个一个重要的决定，悬赏告密，结果真有人上交一本武汉革命党人的名册。这个名册却成为瑞澄头疼的问题。瑞澄的手下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以师爷张梅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第一时间调集军队，按照名单，将相关人等斩草除根；另一派，以汉阳知府陈树屏为代表，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别有用心的人，在金钱的诱惑下，阴暗的心中，伪造了这份名册，目的只是为了多拿赏金。名册涉及太多无辜的军中官兵，如果真一网打尽，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造成兵变。他建议瑞澄应该向曹操学习，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中，将获得暗通袁绍的人员名单公开焚毁，以安定人心。
有时，选择是非常艰难的。瑞澄也拿不准名单真实性有多少。如果听从师爷张梅生的意见全部杀光，这些人是革命党还好，如果不是呢？当时湖北新军的军官不少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官二代、富二代。即使普通士兵也和过去的士兵不同，很多是新式学堂毕业的新式学生。清末新式学堂的学生，家里非富即贵。这些新军官兵与两湖、甚至北京的上层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假如把他们处死了，以后自己还在官场怎么混？还有如果追捕太多，激起兵变，这可是重大的责任事故，自己的仕途也到头了，也许生命也到头了。可按照陈树屏意见办，名单万一是真的呢？曹操是最高领导人没人敢追究他的相关责任，自己可是领导下面的小兵张嘎，私自烧了革命党人的名单，朝廷会怎么想？轻则是延误平叛时机，重则是吃里扒外，暗通革命党，那也是杀头的重罪。
瑞澄经过深思后，选择了最糟糕的的第三条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将最初抓获的32个人中，杀了3个比较确定的革命党人；二是向北京报功，表明在自己正确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乱臣贼子的造反行为。同时又列出在平叛过程中，一长串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有功人员名单，希望朝廷嘉奖；三是瑞澄下令只给满洲旗兵配发弹药，而汉人新军却不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瑞澄选择了沉默——这是致命的沉默。
清政府大规模搜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将3个革命党人斩首示众。如此环境下，武昌城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到处癫狂般传播这样一个谣言：“瑞澄已经掌握了一份真假难辨的革命党人名册。政府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抓捕活动，抓到了就直接砍头。”因为新军中革命党人众多，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成几何倍数增长。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单上，于是人心浮动。瑞澄只给旗兵弹药，提防汉人新军，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谣言。死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等死。谣言造成众多湖北新军中的汉人，人人自危。一些刚烈的新军在一些革命党的诱导下，很快统一了思想，与其死于旗人手，毋宁举义而死。名册的谣言成为武昌起义最好的革命动员，而瑞澄的沉默恰好给了革命动员的时间，于是革命党振臂一呼，万众齐发。曹汝霖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贡献之二，临阵指挥。
名册事件后，瑞澄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一，楚望台军械库的失误。瑞澄获悉革命党要在武昌发动起义后，本来想把看守楚望台军械库的汉人士兵全部撤换，改为旗兵守护。当时为其下属的黎元洪立即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他这么安排，会加剧新军中汉人士兵的离心，导致满汉士兵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不理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瑞澄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让他收回了这一命令。清政府对新军武器监管非常严格，武昌起义当晚，熊秉坤领导工程第八营的士兵发动起义，一共没几把枪，子弹更少。测绘学堂的起义者都是赤手空拳冲向楚望台军械库。楚望台监守官李克果给看守的汉人士兵分发子弹准备抵抗起义者，没想到士兵们得子弹后，立即反水，响应革命党的起义。李克果大惊，越墙逃走。由此起义士兵如虎添翼，获得了大批起义需要的军火。
第二，临阵脱逃。武昌起义爆发当晚，真正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并不多。甚至到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官兵总共才四千多人，而当时仅武昌新军就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起义中大多数新军持观望态度，起义成功后，很多新军自行散去。如果瑞澄能够稳定军心、沉着应战，难说结局怎样。那时革命党不但数量不多，连统一的领导人都没有，临时让革命决心并不坚定的连长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可瑞澄又一次犯错了。
起义发生后，总督府里的官员又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仍是是师爷张梅生，认为瑞澄应该坚守阵地，进行抵抗。瑞澄虽然心里害怕，但是清朝政府规定，守土官有守土之责，失去土地就要开刀问斩。此时，救星般的和稀泥派出现了，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认为，现在局势险象环生，胜负难料。继续呆在督署内，或有可能四面被围，甚至性命难保。而楚豫轮就停在离督署不远的江面上，大帅到了楚豫轮上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里等死。再者在武汉中间的江面上，不算离开自己守卫的辖区。更有利的是，在轮船上如果平叛胜利了，也可以以功臣自居。失败了，也容易逃命。现在就差最后一根压断瑞澄的稻草了。这根稻草是瑞澄的小老婆廖克玉。廖克玉是个大美女，16岁的少女嫁给了46岁的瑞澄。虽然廖克玉不是正室，但在正室空缺的情况下，成为瑞澄家实际的女主人，瑞澄对她十分疼爱。武昌起义当夜，瑞澄在是走是留的犹豫时刻，廖克玉发话了：“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终于，瑞澄决定尽快逃命。外边枪炮齐鸣，出逃中人们十分慌乱，大门也不敢走。陈德龙提议可在后花园墙上打个狗洞出去，吓破胆的瑞澄立即同意，带领家人迅速逃走。由于地方最高领导瑞澄的亲身示范，大多数本来忠于清廷，准备抵抗的军人，也纷纷作鸟兽散。其实，直到瑞澄到达码头上船时，起义军才第一次进攻总督府，在大多数士兵逃跑的情况下，起义军仍进攻了多次，第二天清晨才攻下总督府。
贡献之三，一溃千里。
瑞澄是坐镇湖广地区的最高长官，根据清朝的法律，疆臣失守省城，必须要殉职，否则必遭政府诛杀。清朝的御史们纷纷强烈要求摄政王载沣，立即缉拿。然而，瑞澄上面有人，他的亲姐夫是皇族里的实权人物载泽。通过姐夫的出面力保，摄政王载沣从轻发落，瑞澄虽然被革职，仍令他掌握总督职权，希望他戴罪图功。此时，革命军仅攻克武汉三镇之中的武昌，还有汉口、汉阳在清军手中。瑞澄作为湖广总督，有权立即调动湖南、湖北两地的清军，联系武昌城内的残存力量，迅速进行反攻，形式兴许还能控制。但是瑞澄已经吓破胆，根本不组织抵抗，乘兵舰由汉口逃至芜湖、九江。 10月29日，瑞澄逃至上海，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清政府此时才下令上海当局进行捉拿，瑞澄又跑到了日本，逃避了惩罚。
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澄为第一人，且没受到清廷相应的惩罚。对此，满清遗老认为正是载沣对瑞澄处理的不当，造成此后一系列恶果，“徇一己之私心，废祖宗之成法，与自弃其国何异。” 瑞澄给清王朝各个地方官率先奔逃提供了很坏的先例，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清廷官员很少尽力抵抗。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革命党。《清史稿》痛心疾首的回忆这段历史：“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澄遂逃兵舰，省垣无主。于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民国人评论瑞澄：“满大臣不忠于国，末有如瑞澄之甚者也。”
辛亥革命后，几乎所有人对瑞澄都没有好感。满清遗老遗少对他痛恨之极，清亡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而倾向革命的人，反而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高干子弟。然而，瑞澄最后的命运还算不错，形式稳定后，悄然返回中国，这位大清王朝关键的掘墓人于1915年病逝，得以善终。
参考文献：
【1】 《宣统政纪》，中华书局，2012年。
【2】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
【4】（民国）老吏：《奴才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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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见往期：《太子归来:大汉年间的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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