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日星期一

凯风智见: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瑞澄

   
  1910年,张之洞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洲权贵,为此感到一阵安慰。满洲权贵对汉人一直心存猜忌,特别是海外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大肆宣扬满汉矛盾,载沣对汉人更加不放心。张之洞作为前朝重臣,载沣暂时不敢动,但他毕竟是个汉人,担任封疆大吏的湖广总督,前后近二十年。张之洞在两湖地区势力强大,根深叶茂,这些都让满洲权贵甚为担心。清廷只好以协办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为交换,使他离开武昌。清政府立即安插“自己人”瑞澄担任新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死,载沣对两湖地区更加放心了。
  瑞澄出生于1863年,隶属满洲正黄旗。他其实是个蒙古人,先祖恩格德尔是蒙古内喀尔喀部巴约特部达尔罕贝勒之子。恩格德尔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清军入关前就加入满洲旗籍。努尔哈赤把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他。瑞澄家族经过历代的考验,加之又有皇室的血统,满洲权贵对瑞澄自然十分信任。只是此时载沣肯定不知道恰恰是这个“自己人”,点燃了崩塌爱新觉罗江山炸弹的引线,成为武昌起义成功的最大“功臣”。
  1911年,武汉民间传唱一首这样的歌谣:“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一场反清起义即将爆发。可是今天,我们回头再审视武昌起义,会发现这次起义成功的所有因素几乎全不具备。首先,武昌起义的组织非常混乱。武昌革命党人其实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先山寨了一个中华同盟会华中总会,同盟会东京总部从来就没被承认过这个组织。该会的领导人本来叫孙葆仁,为了和孙中山攀上亲戚,连名字也改了。孙中山名叫孙文,号逸仙。他就改名孙武,号遥仙,在外假冒孙中山的弟弟。即使这样一个山寨的武昌革命党也不是个团结坚强的组织,内部派系林立,主要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文学社,另一个是共进会,双方互相看不起。
  武昌起义选择地点当时看来很有问题。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没打算在此地发动起义。在地利上,武汉被称为“九省通衢”,是南部中国的交通中心。北京的军队几天时间就可以到达武汉。此外,武汉三镇,中间由长江隔开武昌与汉口、汉阳。因为有水路,清政府即可以迅速运输军队,又可以指挥海军直接攻击。更重要的是武昌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清政府重兵聚集。革命党发动起义,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很难坚持下来。然而纵然问题多多,武昌起义却奇迹般的成功了,给清王朝致命一击。之所以能有这样惊人意外的结果,就是因为在这个宏大历史浪潮的时间节点,清朝湖广总督瑞澄做出了挽大厦于既倒的杰出贡献。
  贡献之一,名册事件
  1911年10月9日中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俄国人很帮忙,直接将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清政府。武昌起义前,清廷的外务部、民政部的密电早已到达武昌,武汉的英美两国领事也将起义的消息秘密通知了瑞澄。
  瑞澄立即下令武昌城城门紧闭,大肆搜捕革命党。革命党人决定当晚12点提前起义。然而在当晚12时以前,军警突然袭击起义军总指挥部,起义的领导机构被连锅端掉,清政府几乎稳操胜券。10月9日夜,第一次大搜捕结束后,如何查清那些散布在军中的众多起义军余党,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瑞澄马上做个一个重要的决定,悬赏告密,结果真有人上交一本武汉革命党人的名册。这个名册却成为瑞澄头疼的问题。瑞澄的手下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派以师爷张梅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第一时间调集军队,按照名单,将相关人等斩草除根;另一派,以汉阳知府陈树屏为代表,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别有用心的人,在金钱的诱惑下,阴暗的心中,伪造了这份名册,目的只是为了多拿赏金。名册涉及太多无辜的军中官兵,如果真一网打尽,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造成兵变。他建议瑞澄应该向曹操学习,曹操在与袁绍的官渡之战中,将获得暗通袁绍的人员名单公开焚毁,以安定人心。
  有时,选择是非常艰难的。瑞澄也拿不准名单真实性有多少。如果听从师爷张梅生的意见全部杀光,这些人是革命党还好,如果不是呢?当时湖北新军的军官不少是外国留学回来的官二代、富二代。即使普通士兵也和过去的士兵不同,很多是新式学堂毕业的新式学生。清末新式学堂的学生,家里非富即贵。这些新军官兵与两湖、甚至北京的上层人物关系盘根错节。假如把他们处死了,以后自己还在官场怎么混?还有如果追捕太多,激起兵变,这可是重大的责任事故,自己的仕途也到头了,也许生命也到头了。可按照陈树屏意见办,名单万一是真的呢?曹操是最高领导人没人敢追究他的相关责任,自己可是领导下面的小兵张嘎,私自烧了革命党人的名单,朝廷会怎么想?轻则是延误平叛时机,重则是吃里扒外,暗通革命党,那也是杀头的重罪。
  瑞澄经过深思后,选择了最糟糕的的第三条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将最初抓获的32个人中,杀了3个比较确定的革命党人;二是向北京报功,表明在自己正确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乱臣贼子的造反行为。同时又列出在平叛过程中,一长串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有功人员名单,希望朝廷嘉奖;三是瑞澄下令只给满洲旗兵配发弹药,而汉人新军却不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瑞澄选择了沉默——这是致命的沉默。
  清政府大规模搜捕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将3个革命党人斩首示众。如此环境下,武昌城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到处癫狂般传播这样一个谣言:“瑞澄已经掌握了一份真假难辨的革命党人名册。政府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进行抓捕活动,抓到了就直接砍头。”因为新军中革命党人众多,与他们有联系的人成几何倍数增长。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名单上,于是人心浮动。瑞澄只给旗兵弹药,提防汉人新军,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个谣言。死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等死。谣言造成众多湖北新军中的汉人,人人自危。一些刚烈的新军在一些革命党的诱导下,很快统一了思想,与其死于旗人手,毋宁举义而死。名册的谣言成为武昌起义最好的革命动员,而瑞澄的沉默恰好给了革命动员的时间,于是革命党振臂一呼,万众齐发。曹汝霖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贡献之二,临阵指挥。
  名册事件后,瑞澄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一,楚望台军械库的失误。瑞澄获悉革命党要在武昌发动起义后,本来想把看守楚望台军械库的汉人士兵全部撤换,改为旗兵守护。当时为其下属的黎元洪立即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他这么安排,会加剧新军中汉人士兵的离心,导致满汉士兵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不理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瑞澄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让他收回了这一命令。清政府对新军武器监管非常严格,武昌起义当晚,熊秉坤领导工程第八营的士兵发动起义,一共没几把枪,子弹更少。测绘学堂的起义者都是赤手空拳冲向楚望台军械库。楚望台监守官李克果给看守的汉人士兵分发子弹准备抵抗起义者,没想到士兵们得子弹后,立即反水,响应革命党的起义。李克果大惊,越墙逃走。由此起义士兵如虎添翼,获得了大批起义需要的军火。
  第二,临阵脱逃。武昌起义爆发当晚,真正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并不多。甚至到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官兵总共才四千多人,而当时仅武昌新军就有一万五千人之多。起义中大多数新军持观望态度,起义成功后,很多新军自行散去。如果瑞澄能够稳定军心、沉着应战,难说结局怎样。那时革命党不但数量不多,连统一的领导人都没有,临时让革命决心并不坚定的连长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可瑞澄又一次犯错了。
  起义发生后,总督府里的官员又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仍是是师爷张梅生,认为瑞澄应该坚守阵地,进行抵抗。瑞澄虽然心里害怕,但是清朝政府规定,守土官有守土之责,失去土地就要开刀问斩。此时,救星般的和稀泥派出现了,楚豫轮的管带陈德龙认为,现在局势险象环生,胜负难料。继续呆在督署内,或有可能四面被围,甚至性命难保。而楚豫轮就停在离督署不远的江面上,大帅到了楚豫轮上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里等死。再者在武汉中间的江面上,不算离开自己守卫的辖区。更有利的是,在轮船上如果平叛胜利了,也可以以功臣自居。失败了,也容易逃命。现在就差最后一根压断瑞澄的稻草了。这根稻草是瑞澄的小老婆廖克玉。廖克玉是个大美女,16岁的少女嫁给了46岁的瑞澄。虽然廖克玉不是正室,但在正室空缺的情况下,成为瑞澄家实际的女主人,瑞澄对她十分疼爱。武昌起义当夜,瑞澄在是走是留的犹豫时刻,廖克玉发话了:“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终于,瑞澄决定尽快逃命。外边枪炮齐鸣,出逃中人们十分慌乱,大门也不敢走。陈德龙提议可在后花园墙上打个狗洞出去,吓破胆的瑞澄立即同意,带领家人迅速逃走。由于地方最高领导瑞澄的亲身示范,大多数本来忠于清廷,准备抵抗的军人,也纷纷作鸟兽散。其实,直到瑞澄到达码头上船时,起义军才第一次进攻总督府,在大多数士兵逃跑的情况下,起义军仍进攻了多次,第二天清晨才攻下总督府。
  贡献之三,一溃千里。
  瑞澄是坐镇湖广地区的最高长官,根据清朝的法律,疆臣失守省城,必须要殉职,否则必遭政府诛杀。清朝的御史们纷纷强烈要求摄政王载沣,立即缉拿。然而,瑞澄上面有人,他的亲姐夫是皇族里的实权人物载泽。通过姐夫的出面力保,摄政王载沣从轻发落,瑞澄虽然被革职,仍令他掌握总督职权,希望他戴罪图功。此时,革命军仅攻克武汉三镇之中的武昌,还有汉口、汉阳在清军手中。瑞澄作为湖广总督,有权立即调动湖南、湖北两地的清军,联系武昌城内的残存力量,迅速进行反攻,形式兴许还能控制。但是瑞澄已经吓破胆,根本不组织抵抗,乘兵舰由汉口逃至芜湖、九江。 10月29日,瑞澄逃至上海,向清廷奏报称,“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清政府此时才下令上海当局进行捉拿,瑞澄又跑到了日本,逃避了惩罚。
  有清一代,以封疆之重而溃逃千里,瑞澄为第一人,且没受到清廷相应的惩罚。对此,满清遗老认为正是载沣对瑞澄处理的不当,造成此后一系列恶果,“徇一己之私心,废祖宗之成法,与自弃其国何异。” 瑞澄给清王朝各个地方官率先奔逃提供了很坏的先例,武昌之后各省相继起义,清廷官员很少尽力抵抗。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短短一月间,半壁江山尽属革命党。《清史稿》痛心疾首的回忆这段历史:“武昌变作,始仅工程营数十人,他军无应者。瑞澄遂逃兵舰,省垣无主。于是各营皆起,拥立都督黎元洪,称军政府,独立。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澄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民国人评论瑞澄:“满大臣不忠于国,末有如瑞澄之甚者也。”
  辛亥革命后,几乎所有人对瑞澄都没有好感。满清遗老遗少对他痛恨之极,清亡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而倾向革命的人,反而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高干子弟。然而,瑞澄最后的命运还算不错,形式稳定后,悄然返回中国,这位大清王朝关键的掘墓人于1915年病逝,得以善终。
  参考文献:
  【1】 《宣统政纪》,中华书局,2012年。
  【2】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
  【4】(民国)老吏:《奴才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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