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星期四

一个90后华裔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



她叫安娜,一位90后华裔女孩,从学前班到高中都没有离开过美国凤凰城,喜欢钢琴读书,是位典型的学霸。2011年到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和东亚研究,2015年以双学位荣誉毕业(Honors Student),现在杜克大学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

她上过半个学期的中文学校,然后就不学了,直到进杜克时,中文几乎是零,到了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很苦但心甘情愿。

2014年暑假,20岁的安娜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美国名校学医的高材生,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

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书中有几万字她写的论文,英文发表时令美国医学界震惊。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专家说:我听了录音看她的录像真是感慨万分,翻译时发现她们这一代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西方从来不知道那个时代有一百万赤脚医生拯救了中国崩溃的医疗体制,而且是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医生。



青葱岁月之二:对话赤脚医生第一人
王桂珍访谈
访谈时间:2014年6月7日下午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川沙江镇大沟村王宅

她被中国媒体称之为“赤脚医生第一人”,也是我这次最希望找到的人,但是直到我到了上海,都无法联系到她。

她生长的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大沟村已经不复存在,被繁华的上海浦东新区所替代。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人们几乎将这位与中国赤脚医生有着紧密关系的人遗忘。如果说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部长汇报工作时的怒言::“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即“六二六”指示,做为中国赤脚医生的开端。那么,毛泽东在1968年9月14日对《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上的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则是第一次将“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定义出来,从而掀起了中国大规模的赤脚医生运动,而这篇文章的主角就是她。

从此她的名字广为人知,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春苗》,即是以她为原型所拍摄的故事片,使她从一个普通农村女青年,以赤脚医生第一人而受到重视和重用,曾一度被调到中央担任副部长一级的领导职务。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她被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我自己和我在上海的朋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没能找到能联系到她的方法……如果不是到浦东偶然地参加了一次上海知青的聚会,如果不是偶然地询问了一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她又正好是她家的近邻,我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她错过:她居然就住在离我们聚会处不到二千米的地方!

当我们把她从午睡中叫醒时,一位健康、热情、亲切的老人出现在一幢典型的上海郊区农户的门口时,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安娜:您是怎么开始学医,做赤脚医生的?

王桂珍:我开始学医的时候是1965年下半年,当时江镇公社要办了一个医学培训班,培养农村自己的不脱产的卫生员。条件是要“根红苗正”的,就是要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你们美国人可能不懂这些。那时学赤脚医生的时候,每个大队只出一名,每个被选上的人都觉得很荣光,要抽贫下中农的子女,一定要好而且进步。我因为是贫下中农出身,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和卫生员,思想比较上进,所以就被派去参加学习了。


安娜:那个班有多少人?培训多长时间?

王桂珍:有28个人,全公社的,学习了4个月左右。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但我只上过小学,有相当的难度。比方那些化学符号,还有什么“大于”、“小于”……老实讲,一下子真搞不懂。那时候我自己挺能吃苦,学得挺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我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我们住在公社卫生院,学习之余,就到各村让每家人家往井水里加漂白粉,消毒预防疾病。

安娜:据说“赤脚医生”这个词是从您开始的?

王桂珍:我们这里都是种水稻,所以都赤着脚下地,我下地时和大家一样,只是多背了一个药箱,和以前那些在医院里的医生不一样,农民说话也不讲究,所以他们都喊我赤脚的医生,就这么叫开了,被记者写进文章里了。

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我们家很穷很穷。我家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上面死掉了三个,都是破伤风死掉的,接生不讲卫生嘛。我妈妈是十几岁生的小孩,那时候她自己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农村蛮苦的,我妈妈嫁给我后来这个爸爸,他的妻子是小产流血死掉的。我妈妈嫁到这个村的时候,年轻人很少,所以嫁给一个结过婚的,生不生小孩无所谓。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我的大哥两岁,后来又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哥哥五岁的时候生病死了,另外两个哥哥得破伤风死掉了。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我妈妈还能生小孩,因为是她自己给自己接生的,没人知道。邻居问我哥哥是不是又生了个弟弟,哥哥说,不是,是个妹妹,所以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

做赤脚医生后,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做好,为老百姓服务,我会想起我妈妈因为缺医少药,受了很多苦难。我们做赤脚医生的尽管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但每家人家的病人都需要我们。


安娜:在乡下行医应该很辛苦,您是怎么坚持的?

王桂珍:这就要靠毅力。比如村里有个老人家从不洗澡,她头发长得很,身上很脏的……我就帮她洗澡,帮她把头发剪掉,那身上的虱子特别多,农村人不洗澡嘛。我当时想,如果我娘也是这样,我也必须这样做。对于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病时一方面照顾,体贴,关心,还要像亲生子女一样哄好他们。

记得有一位阿嫂,大便拉不出来,她就叫我。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药少嘛,我就用手帮她抠出来,一下一下挖出来。

安娜:那时您多大?

王: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大便挖出来后,阿嫂不停地感谢。那时候,我真的一点不计较,不怕大便,就是想帮她抠出来。你想一想,假如是我几天拉不出来大便,是老痛苦的,我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因为当时缺医少药,所以后来就开始种草药,有时候用中草药给病人看病,因为那时候确实没有药。比如用蒲公英清热解毒,干农活手肿的时候,把草药洗干净,贴上去,特别是对无名肿毒,象一个中药贴,我自己脚肿的时候也用。我们讲,草药不吃是苦的,吃了就是个宝,还有车前草也是清热解毒的。

安娜:您是怎么学会种草药的?

王:以前在公社卫生院老师上课教过我们,我记下来了。老师讲每种草药治什么病,我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就都用上了。

老师教我们学针灸的时候,让我们先在卷起来的报纸上试验,再用胳膊去试。通常学医要学几年,我们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所以理论是没办法跟人家比的。比如有人牙痛,我先在我身上扎了给你看,然后再给病人扎,病人扎了就不疼了。所以我们是在自己身上练,是靠实践经验。

在农村老百姓需要医病的时候,到哪里去找正规的医生?那时候不可能,没钱,一般的病只能找我们,不要他们的钱。我们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比如有一个烫伤的病人,我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医院才备的烫伤膏之类的药,怎么办?我叫他家人去拿米粉,然后用米粉盖在上面,很快就不疼了。这是民间的偏方,实践证明这个土办法是蛮好的,特别是刚烫的时候,捂上去很好。在我们农村,经常会被蜈蜙咬,伤口有酸性,我就用洋葱捣碎,把洋葱汁儿敷在伤口上,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

我们在学医的时候,老师经常强调要理论联系实践。比如有一个病人是风湿性心脏病,老师会让病人先讲发病原因和状况,然后老师会讲怎样判断病情和用药,然后再叫我们用停诊器去听老师讲的判断特征,理论联系实际。别人要在医学院学书本知识几年,而我们在实践中学,我们一共学了四个月,四个月后就直接回大队看病了。我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老百姓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我,我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安娜:您觉得赤脚医生对农村有什么影响?

王桂珍:对于农村这是很重要,因为赤脚医生就是可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我们把卫生知识普及到乡下,教群众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及早的防治,早发现早治疗。比如夏天病菌多,我们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离用,不要混用。发病高峰期间,用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烧水给村民喝,既有预防作用,也有清热解毒的功能。我们那时候主要用草药,当然原因是西药比较少,比较贵,但用草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农村没有抗生素,在农村只有用土办法。

安娜:后来听说您做了卫生部的领导,您做了多久?

王桂珍:只做了四个月就回来了。那是1969年9月14日,毛主席在写我的故事那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疗教育的革命方向》的文章上做了批示,表扬了我们赤脚医生,报导之后,很多人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就出名了。“赤脚医生”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叫的。

1969年9月,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去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大庆。此前我连上海市也很少去。到北京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后来,我又见过他五六次。第一次在国庆观礼上,我跟他的距离就象我现在跟你的距离一样。后来都是在很多会议上见的,那时候,开会的时候,脑子里总是想着要怎么好好地跟毛主席握手,心里非常激动,但当时的纪律是不许随便握手的,就象你们也不能随便跟总统握手一样。我1969年9月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先接见的,我从赤脚医生调到中央卫生部做党组成员是中央1975年第49号文件。


(王桂珍指着墙上所挂的她与中央领导人的照片,并一一介绍。)

我1976年还见过你们的总统尼克松,那是他是第二次访问中国。

到北京后,不习惯,北京气候不好,太干。我以前虽然干过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但从来不去办公室,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到北京后,不下田了,也觉得不习惯。我在卫生部还有一个不习惯,就是吃饭困难,没有钱。我虽然有三个职务:卫生部党组成员、川沙县卫生局党组副组长、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还是由大队记工分。一个工分7分钱,一年三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二百块,要养一家人。我在卫生部一天只补贴5毛钱,我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即便如此,也不够,开会喝茶也要交钱,有时家里寄点儿钱也不够,尴尬极了。乡亲们觉得我在北京很风光,可我是北京最穷的副部长级干部,肉都吃不起。

安娜:听说电影《春苗》就是以您为原型拍的?

王:他们拍之前,电影制片厂是找过我,他们先选了一个女演员,和我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后来因为她戴眼镜,就把她换成了李秀明,那个时候,哪有戴眼镜的赤脚医生?李秀明演得蛮像的,人很好,现在还和我有联系,她在做生意。

《春苗》上映后,其实也给我带来一些麻烦,每天要接待全国各地来的领导和参观学习团。有时候,我正在水田里劳动,就有人来喊我去见某个参观团;正在接待某地参观团和领导的时候,就有人来喊我去给农民看病。一天到晚的忙,休息不好,快累病了。

安娜:请问您今年多大了?您还在看病吗?

王:我今年71岁了,老了。现在基本上不给人看病了。

安娜:您要多保重身体!对于赤脚医生的那段历史,您就是一个活档案。另外,我跟您的这次谈话能否用在我的学术研究文章或出版书籍中?

王:嗯,可以。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以前是不接见外面人采访的,要来见我的人,我一般都推掉了。上次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带了八个人来找我,要求采访,要不是他们带了上海卫生局局长的条子,我也不会见。一般来找我的,我家人都会说我不在家。今天要不是她(带我们去她家的朋友)带你们来,我也不会接待你们,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妈妈是我在做赤脚医生时候的采药工,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我们才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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