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數月的遊行風波下，香港警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擔負著維穩防暴重任的香港警務處機動部隊中，為數不多的“警花”，卻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她們中間，有人是20年的老警察，有些是入行3年的年輕人，壹頭短發，溫和而幹練。與男警員壹樣，女警員也要負重十幾磅，站在沖突的最前線，在負責警戒的同時，她們還要跟示威人員溝通，試圖以女性的溫和去緩解緊張氛圍。
近日，機動部隊的女警官何林（化名）和女警員阿元（化名）接受了新京報記者的采訪，講述了她們在這場風暴中所面臨的前線壓力，被“起底”的困擾，以及朋友的誤解，她們為社會的撕裂而痛心，也感恩外界帶給他們的支持和動力，“希望社會早點平息，大家壹起坐下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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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警員在旺角地鐵站附近警戒，執行公務。新京報特派香港報道組 攝
在沖突壹線
“曾連續工作30小時，拿頭盔當枕頭”
新京報：最近幾個月的遊行活動中，女警員要承擔哪些工作？
警官何林：香港的5個警區的機動部隊每個都有170人。但現在的形勢，170人是不夠的，在6月12號以來，我們日夜都穿著防暴服去示威現場。
我所在的機動部隊有21個女警員，已經算多了，有的就只有2位。但機動部隊女警員的招募、選拔、培訓都和男警員壹樣，壹起承擔防暴工作，沒有男女分別。
警員阿元：最辛苦的壹次，連續執勤30多個小時。有時候處理遊行，有時候處理毆打沖突。
每壹次行動的時候，我們都會背著10幾磅的東西，有長盾，也有長槍，需要走、跳、跑，有時壹直走6公裏，體力消耗到極點。戴防毒面具呼吸很困難，視野也會受影響，說話要很大聲。
警官何林：我們每天上班時長說是12個小時，但平時可能會是16、17個小時。如果發生大型示威活動，甚至壹兩天不回家。隨便在警局壹個角落休息，或者睡在大街上，拿頭盔當枕頭。
新京報：在機動部隊裏，女警員會不會有更大的壓力？
警官何林：女警員體能上不如男性，另外在現場要處理大量的女示威者。警務處男警員明顯多於女性，如果處理壹個現場，要拘捕很多女性的話，就要找更多的女警員幫忙，對她們進行搜身或者其他。女警員人手不足，壓力會大壹點。
有壹次抓壹個女暴徒的時候，我的隊裏只有我跟另壹個同事是女性。所以，緝捕和押解都由我來做，作為大隊長，除了做指揮部署、執行任務外，我還要親自押解。
警員阿元：訓練期間，不會對女性有特別的照顧，要求是和男警員壹樣的。但我們女生在很多層面上做得更好，應急訓練時，我們需要換上防爆服，計時跑下來，女生是最快的。
我們的體能比起男同事始終有壹定的區別，所以我們會花很多的時間鍛煉，去達到機動部隊的需要。
談沖突現場
“前線女警員真的能起到緩沖作用”
新京報：執行任務時會遇到哪些困難？
警官何林：有個很搞笑的事情。因為行動需要，機動部隊的女同事必須要剪短頭發，行動時我們會被誤認為是男警員。
有次我們的女警員去緝捕女暴徒，有媒體記者在現場轉錄說，看到有男警員在摸女示威者的大腿內側，還在旁邊嘆了壹聲氣。他們拍得也不清晰，但其實是女警員。
警員阿元：現場交涉時，有壹些女市民會對我們講臟話。我媽媽和我兒子也經常被她們罵，這是讓人很難受的。但警員受到的專業訓練有很強勁的支持，忍受得了，如果覺得壓力太大，心理服務科也會給我們支援。不像壹些媒體和示威者說的，我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新京報：面對示威活動中不斷升級的暴力，會有恐懼的時候嗎？
警員阿元：6月暴力遊行活動開始的第壹天，我開始執行任務。那天在金鐘附近，有交警被襲擊，我和同事過去支援。入行三四年，我第壹次見到這種情況：三四千人沖過來，這個拿著雪糕筒、那個拿著鐵欄桿。這是我警察生涯印象最深的壹件事。
其實恐懼是不分年齡的，我們的裝備就只有頭盔，很多東西是擋不了的。但我們每天都要面對，要撐下去，沒辦法退縮。
新京報：女警員在處理遊行沖突時有哪些特別的作用？
警官何林：每個區都缺女警員，每個女警員都很寶貴。
現在暴徒中女性的比例越來越多，現場拘捕引起的壹些肢體接觸甚至對話都會給男警察帶來困難，這個時候就很需要女警員。
另外，在沖突現場，女警員的作用不可替代。我自己的經驗是，女警員心思細膩，會更耐心聆聽和表達，能更好地跟示威者溝通，融化壹些緊張的氣氛。剛柔並進的話，工作可以做得更順暢壹點。
警員阿元：有時我們會拘捕壹些年輕的示威者，女警員就會跟他們講，妳們為什麽要出來？他們就會說，同學出來，我也出來。更諷刺的是，他們會問妳為什麽不打我，妳們不是都打人的嗎？我們的警長，有時會像媽媽壹樣對待他們。
我們也發現，男性和女性給警告的效果有分別，女性說會比較順耳壹點。我們警告說，妳們現在是非法集會請往哪個方向離開，他們是會聽的，有些時候他們會幫我們和示威者做些聯絡的事。前線女警員真的能起到緩沖的作用。
▲9月15日，銅鑼灣地鐵站口，警員被媒體圍住。新京報特派香港報道組 攝
面對“被起底”
“擔心家人沒我們那麽堅強”
新京報：8月以來，不斷有警員資料被曝光遭到起底，妳們是否也有類似困擾？
警官何林：現在我們大量警務人員都承受這樣的壓力。
在外面沖鋒陷陣，保護市民的安全，是警察的職責和使命，怎麽辛苦我們都沒有怨言。最不能忍受的是，我們的家人和私人生活被影響。
有壹些暴徒宣傳“黑警”，之前還有壹些暴徒攻擊警察宿舍。我們的玻璃被磚頭全砸碎了，孩子躲到床底下哭。
我們的家人，甚至是身邊的朋友都會因為我們的工作而受到攻擊、辱罵。壹些警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起底”，輕壹點的制服編號照片、家人的生活照被發到網上，還有壹些公司將我們的身份證、地址、電郵發出去。
資料被曝光後，我曾經在淩晨壹點的時候收到10個沒來電顯示的電話，連續打了10次才停下來。突然有壹天我的電郵被拿去預訂餐廳，又或者預訂壹些美療，這對我們來說是壹種滋擾。
新京報：最擔心什麽？
警員阿元：除了個人，我們有些家人的資料也被人發上網，這比較讓我們擔心。
這些人平時沒有什麽號召力，但當妳在網上發了這個帖，別人就會說妳做得很好，這樣就給他們很大的成就感，覺得自己很厲害。所以，“起底”變成壹個風氣。
我也是年輕人，很多暴動的人跟我年紀差不多，我身邊的很多朋友也會出去遊行。有壹次示威者沖擊立法會後，我在ins上打了壹段文字，只是抒發自己的感受，暴力是不好的，他們要停止。後來被我同學看到，他們就把我放上網，打了壹大段文字罵我是黑警。
我們受過嚴格的訓練，能面對得了。但我的家人沒有受過訓練，萬壹他們被“起底”，我覺得他們沒我們那麽堅強。
新京報：那妳們怎麽應對呢？
警官何林：比如回家的時候開門輸入密碼，開始拿東西遮住，左右環顧才敢回家。
很好的是，警務部門裏負責科技的部門，會很積極地給我們提供幫助。資料被放上網之後，我們可以通知負責科技的部門，他們會在24小時之內回復妳，告訴妳如何處理。比如在手機上安裝攔截軟件，該怎麽保護自己和家人。他們之前也成功地清除網上泄露的資料，讓我們有壹些保障。
我們有心理醫生，他們人很好，會給前線人員輔導、疏通，針對有孩子的警察，會給他們錦囊。有些人下班了大腦還在工作，他們會教我們怎麽放松。
堅持的動力
“很多人走過會豎起大拇指說支持妳”
新京報：高強度的工作下，怎麽處理工作和家庭的關系？
警官何林：我作為壹個機動大隊隊長，也是分區指揮官，算是兩份工作。但家裏的工作也重要，作為壹個妻子，要做飯，要安全地把孩子送到學校，現在有很多困難。
6月9號正好是我孩子考試的時候，那天起我開始投身防暴工作。我的兩個兒子，壹個上中學，壹個上小學。6月9號開始，到我們再見面已經是四天後了。
那天為了見我，他們特意11點多才睡覺。小兒子的第壹個問題是，媽媽，妳4天的旅遊好玩嗎？他開玩笑說以為我去旅行了。我告訴他們，現在香港，某些人病得很厲害，媽媽要出去工作。
到他們考試，我都沒有見到他們，更加不用說陪他們壹塊復習。我經常教他們盡力就好，但他們考得很好，大兒子還考到獎學金。
我丈夫也是壹個警司，盡量把握住每天跟孩子見面的十幾分鐘，載他們去上學，了解他們在學校發生的事。
警員阿元：我們都是女兒，我媽媽80歲了，她會忍不住擔心。我之前執行任務時試過告訴他們，他們的聲音沈了壹下，說妳自己小心。再後來，我去執行任務就不告訴他們。
新京報：妳們堅持下來的動力是什麽？
警官何林：有壹天，執行任務的時候，兒子打電話來，就為了跟我說了聲加油，說看到電視說那天很危險，所以打電話想聽壹下聲音。有天晚上回去的時候，看到桌子上有個便利貼，寫著“加油，我知道妳昨晚進過我的房間。”
我的父母也是很擔心的，但他們也知道我不能打電話。每次忙完後，我就告訴他們兩個字：平安。
我自己覺得很幸福，我小孩那麽乖，我的親人都支持我。
我的朋友，甚至同學也打電話來問要不要照顧小孩。警務處也有很多支援，很多退休的同事會幫其他同事帶小孩上學，這些是我們自救的方式，給我了很多動力。
作為大隊長，我給自己和同事定的最大的目標是，齊齊整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新京報：除了親人、同事，會有來自外界的動力嗎？
警官何林：學校的角色也很重要。我的小兒子告訴我，學校有些家長會告訴學生壹些警察做得不好的地方，甚至會出現仇警的情況。我兒子會避開這個議題，和同學聊壹下打球這些生活上的事。
學校教育得很好，教學生將心比心，比如說妳家裏被打爛了，妳會怎麽樣？甚至是壹只妳很喜歡的旗，被人燒了會怎麽樣？我很幸運，只要孩子能在學校學到如何正確分析，在壹個健康的環境下成長就夠了。我相信香港還有很多這樣的學校。
警員阿元：也會遇到很多支持我們的人，警隊收到的慰問卡鋪天蓋地，也有捐款甚至飯盒。去不同的區執行任務，很多人走過豎起大拇指說支持妳。
香港是有力量的，如果問我會不會不做警察，不會，雖然很多人罵我，我仍要繼續做警察。如果真的沒了警察該怎麽辦呢？遇到打家劫舍要怎麽辦？我會繼續保護他們，無論他們怎麽說。
▲在遊行現場嚴陣以待的香港警察。新京報特派香港報道組 攝
最期望的事
“社會的撕裂讓人痛心，希望盡快平復”
新京報：目前香港很多人對警察的工作產生了質疑。
警官何林：身邊同事包括不是機動部隊的警察，都會各自面對不同的困境。可能是兄弟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女朋友、妻子有不同看法。現在這個形勢，很難完全不講（這個話題），誤解很深。
我們以前有壹個同學群，十幾年了。8月11號那天，我帶著同事在地鐵站追捕暴徒，那晚，群裏我的同學發了這段視頻，接著他寫了壹句：對不起各位，我不能再留在這個群組裏面了。
每次說起，我都有點傷心，20多年的感情因為現在的情況沒了。他沒有侮辱或者罵我，因為友誼對我還有壹份尊重，但我不想只有做夢才能和他聊天。
新京報：會嘗試去跟有誤會的朋友溝通嗎？
警員阿元：會的，我有加拿大的朋友，認識二十年了。有壹天她發消息說：“現在警隊已經非常黑了，要不妳不要做了，妳有碩士學位，不如離開吧。”她也給我看國外的報道，有些報道把警察描繪成壞人。我解釋給她聽，給她很多的建議，希望改變她的看法。
新京報：怎麽看待他們的這種情緒？
警員阿元：我不明白為什麽香港會變成這樣。現在的暴力在升級，真相很多人不知道。原來謊言說了100遍之後，就真的有人相信，說有強奸，有人就真的相信是有強奸。說有人死，就真的相信，天天有人去獻花。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沒關系，但不需要撕裂到這個地步。
警官何林：言論自由是香港的壹個核心價值。我是加入警隊已經很多年了，處理遊行示威這方面的工作比較多。只要是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們會給便利，幫忙封路，甚至還會設定壹個區域，之後還會幫他們清理幹凈。
新京報：3個月來，面對這些緊張的氣氛，妳有什麽期望？
警官何林：希望有壹天社會恢復正常。我絕對相信我們做的是正義的事，維護好香港的治安、和平。
希望有壹天大家可以做回朋友，壹起坐下聊天。我想跟他們說，這個社會不只有兩種顏色的，其實有很多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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