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走進香港的任何一家店鋪購物，問及商品產地時，得到的回答通常有三種：“中國的”，“大陸的”，或者“內地的”。回應不同，感受也不同。看似平常的點滴細節中，其實大有學問——有的人仍不認同香港屬於中國，有的人仍模棱兩可、立場曖昧。
三個多月來，由於參與遊行示威甚至暴力活動的人群中有相當比例為青少年，專業人士深挖教育原因，認為作為必修課的“通識教育”是罪魁禍首。
“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 or Liberal Education）一方面指通才教育；另一方面是全人教育。其實，早在先秦時代的“六藝教育”和古希臘“博雅教育”就已經形成通識教育的理念和思想。
“通識教育”的初衷是為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批判性學習，讓學生學以致用，各學科融會貫通，以社會問題為議論對象，觀察分析各種社會現象，探究社會各階層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積極參與實踐，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獨立分析和解决問題的能力。所以，早在十九世紀的西方高校已經開始流行“通識”教學。其後，通識科逐漸成為大學校園必修課。
2009年，通識課作為必修課進入香港高中校園，三年後成為香港統考（DSE）必考科目。然而，由於香港的特殊歷史背景和現實環境，加之政府行為弱化，通識教育逐漸走形，甚至出現偽資訊和是非曲直混為一談的現象。在漫長的演變過程中，通識教育從教材內容到授課方式再到課程導師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範疇的異質和變性。事實的扭曲、導向的偏移、本末的倒置、甚至邪術的强化，引致青少年學生避重就輕、黑白難辨、甚至“走火入魔”，步入歧途。
2013年“占中”發起人之一的港大某法律副教授竟然也曾作為顧問並編審通識系列教材，內容涉及疑似“占中”課題；有些教材鼓動學生與國旗、國徽、國歌甚至國語“戰鬥”。教唆學生不投降、不逃跑、不屈服；煽動青少年參與政治活動，導引課堂討論諸如“為什麼青少年犯罪判刑較成年人輕”等議題；某教材在詮釋什麼是“一國兩制”時，任課教師主觀臆斷並定性“基本法重一國而輕兩制”，令學生在“一國兩制”基本認知上產生誤區，形成偏見。近日，社會培訓和補習市場又驚現“反修例”內容的通識教材。歪曲事實、反應迅速是其特點；醜化警詧，抹黑國人是其重點。“警詧是壞人，企圖謀殺抗議者”之類關鍵字充斥自編教材。在香港，通識教材一直以來沒有送審機制是隱患，而教員缺失統一培訓當屬另一隱患。早在推出該科目之初，課程老師也只是需要接受超過至少三十五小時的學習即可任教高中通識科。課程不設基準考試，老師肆意主觀發揮，思維空間不受局限，教學方法極富彈性。
香港通識科共分五級。高考（DSE統考）進入高校時，評估不得低於二級。教材內容涉及六個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其中，“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部分涉及政治面頗多，而前者著力“法制和社會政治參與”。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媒體發達，網絡通暢、資訊氾濫的資本主義市場環境中，學生在校園所學內容及理論教條，非常容易在校外找到適宜溫度和肥沃土壤，從而得到快速實踐、驗證和生長。在此背景之下，大中學生雖然迎合了通識的初衷，擺脫了“死記硬背，高分低能，缺乏社會瞭解及多角度思考”之羈絆，但與此同時，相當比例學生由於被政治洗腦和思想灌輸從而站位錯誤，境界不高；傲慢偏見，狹隘執拗，對周圍事物充滿怨氣甚至仇恨。
現時在香港，國中及小學為了和高中階段課程接軌，也開設有類似通識課程。因應學生年幼，思維不成熟，內容也相對簡單。科目名稱屬於“百花齊放”，沒有統一口徑。事實上，有識之士對通識科多次提出改革，均因為認受性不高，政治口水太多，政策保守，而裹足不前。2014年九月初，當時有學者認為“通識科偏向純粹政治議題”甚至“變質”。次年“立法會”也就此展開辯論，“擔心學生閱讀有毒的資料”。甚至有立法會議員責備，“有迹象表明，通識科被等同政治科來教。所以，此科不應必修、必考、必答”。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鄧校長日前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通識教育”已經被反動勢力綁架。他堅定認為：即使再困難，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工作應該堅持進行。
長期以來，不論是被妖魔化了的國語課，國民教育課，中小學簡化字，還是通識課會否“教壞學生”，這些議題大部分都涉及香港教育制度的結構問題。有人認為越改越差，反彈加大。後來不再探究問題根源，反而提出以智庫形式對教育提出意見。這一點令人遺憾，特區政府應該迎難而上，重視孕育本地學生的心智成長。
自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至今已有22年。在這二十多年裏，教育、文化等部門沒有扎實地完成青少年學生國民教育和全社會“去殖民化”工作，相關部門應以此為鑒，以此為教訓，深刻反思，擔起責任，在未來儘快把這一關鍵問題解决好。
憶往日，港英政府期間，香港的公民教育處於“無民族、無政治和疏離的子民”狀態。“殖民烙印”沒有熨平，“去殖民化”工作淺嘗輒止，整個社會對國家認同的教育過程沒有完成，人們“很容易對英國及西方殖民者產生懷舊情節和依戀心態”。香港英文報《南華早報》曾經載文，從一些雕塑到學校、街道名稱，從冠以“皇家”私人俱樂部到法官服飾，甚至口袋裏的零錢都會令人想起香港殖民歷史。若繼續沿用這些名稱，當然會讓公眾迷惑，青年迷失。香港“亞洲週刊”評論也認為，殖民管制雖已淹沒，但原有制度均已保留，國民教育受壓而退，中國歷史課更是自動放弃。“民族紐帶自斷，英殖陰魂長存”。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八月三十一日發表文章稱，世界很多地方仍在吞食當年大英帝國留下的“惡果”。誠然，這些年來，受“港獨”蠱惑和外部勢力干擾，一些香港人卻掀起“回殖”逆流，心甘情願做了“戀殖派”。
縱觀歷史，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憲法中規定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美國、法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皆然。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團隊近期有兩項品德教育的研究發現，和世界上其他地區比較，香港的品德教育發展未能切合時代需求，而且面臨挑戰。在德育整體規劃，策略推行，有效檢討和系統評估方面均需要及時改革和調整。
事實上，香港在“國民教育”和“去殖民化”議題上，香港學校具有成熟的校本經驗。教育局也設立了內地交流計畫，促進學生內地參訪交流，直面香港獨特的環境和公民身份，潜移默化學生對國家的認知。除了通識課，中華文化元素也不同程度滲透各個學科和學習領域。有些學校和教程在審視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時，盡可能將國家和地區分開，結合國家歷史，政治和政制深入淺出，自然為之。2001年，特區政府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中，強調要培養國家公民身份認同重要價值觀；2006年，香港成立了公民教育中心，進一步推動了國家認同的普及和教育。在教師專業理念架構上，鼓勵院校更新教師深造課程，包括基本法學習和認知。慣例化組織校長及教育工作者參加培訓和調研，補充修訂德育指引，建立政府高層領導公民教育平臺，加强公民教育資源支持。可見，特區政府在“回歸”不僅是土地的回歸，更是人心的回歸方面似乎也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在全球大變局、不確定因素疊加和外部因素強勢干擾情况下，上述舉措已經被嚴重弱化，執行效果囙此大打折扣。
不過，對於這些不利條件，改善和提升空間依然可期。9月15日，香港中學校長會舉辦教育論壇。鄧振强會長認為，通識科有改革空間，可考慮像其它科一樣設立送審制度。同時，相關人員也認為，需要鼓勵香港更多大中小學設立雙語課程，和內地學校形成學生和教師交換、交往和交流機制；引導學生家長積極投身“一帶一路”沿線地方項目中，從而和內陸文化碰撞融合；邀請或者組織家長和學生、老師和學生團隊或者小組和平之旅，代表國家參與國際民間事務，適時打破港英時期純粹以“維持經濟實幹精神和保持政治冷漠的二元教育”。政府也需要資金投入建設各種紀念館，博物館，歷史遺跡以弘揚民族精神。一方面香港首先自我總結、完善機制、與時俱進、研究探索新的對策；另一方面，需要不失時機，多與其它國家和地區交流，深入學習和借鑒成功經驗。
通常情况下，在學界，探究香港問題時，智庫和相關專家學者習慣於把香港與經濟佈局、人口結構、地理環境、國際地位均相似的新加坡進行比對。新加坡去殖民化做得比較好，屬於成功範例。司法、國防及愛國教育做得比較徹底。1965年，李光耀把英國留下來的公務員重新梳理，而教育部也公佈了小學人力教學大綱目的就是把他們培養成有自尊心好公民。到了六十年代，強調愛國、效忠和公民意識培養的“學校道德教育和公民規範訓練綜合大綱”橫空出世。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加坡中小學公民教育又開始了新一輪改革，成立《好公民》教材組。次年發佈《共同價值觀白皮書》，強調學校道德教育要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執行。亞洲金融風暴過後，新加坡要求十年到十五年間使在校學生能在求學期間接受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增强國家認同感，認識及認同新加坡發展目標並效忠國家，在弘揚傳統美德，注重法制觀念上，完善政治教育方面也不遺餘力。
新加坡和香港同屬亞洲地區，都是典型的移民社會，二者均享有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和共同具有英國殖民背景。然而，新加坡在重視國家認同教育的前提下，層次分明地構架了多緯度教育目標和平臺，集家庭、學校和社會為一體，經緯清晰，名額具體，效果卓越，對香港青少年民族認同和國家歸屬感的教育具有參照作用和借鑒意義。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把中國傳統文化中“忠、孝、仁、愛、禮、義、廉、耻”八德作為治國之綱的理念既有普遍性也有針對性，對香港，乃至亞洲國家和地區均有一定標杆和示範作用。李光耀在建國初期給新加坡的定義是：新加坡人是一個出生、成長或者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願意保持這樣一個多元種族，寬宏大量，樂於助人向前看的社會，並時刻準備為之貢獻自己的生命。新加坡運用各個種族都能接受和認可的管道向國民反復强化“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識，使之產生一種對新加坡的責任感和認同感，並為國家的繁榮而努力。
新加坡結合自身特點採取多樣措施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新增了民族凝聚力，激發了民族自豪感。香港、新加坡同樣面臨東西方交匯與碰撞，而後者卻責備地弘揚儒家文化思想，巧妙地處理好東西方文化的關係問題。香港應該在現時這個特殊時期，適時成立“特別課題組”或者“教材編纂委員會”，為日後香港教育，特別是通識教育改革方面，糾正錯誤，摧邪輔正；端正方向，去偽存真；不失時機，有所作為。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加强公民教育和意識形態教育，淨化社會環境，排除外來干擾依舊是前提。在香港地區要徹底改革“通識教育”並非易事。所以，《約旦時報》日前有專家發文，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列强控制落後國家的殖民時代。如今，這些獲得獨立的國家正站在“再殖民化”的門口，因為少數大國正再次干預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前美國駐港總領事對《紐約時報》的表述也印證了上述資訊觀點。這位前外交官曾經信誓旦旦告訴《紐約時報》記者，“一旦在香港強制執行內地教育標準，就可能使香港在美國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被重新解釋”。這也許正是香港人，特別是香港青少年學生念念不忘歐美之主要動因。也可能是長期以來，在香港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困難之所在。不過，我們有足够理由相信，只要大家充滿鬥志，積極作為，即使任重而道遠，亦可拭目以待之。
（作者系香港社會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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