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在此时采访到李兰娟，根本原因在于武汉的形势已经好转。我们从她口中听到了很多好消息，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大量重症病人陆续康复出院”。
·2020年3月16日，出院患者谢大姐向李兰娟表示感谢。
3月25日这天，湖北省卫健委公布的疫情数据显示，全省现有重症1050例、危重症318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在李兰娟看来，当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总数降到1000例以下时，武汉本地的医院就有能力全部接手了，那时她才能回杭州。“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危重病人在医院，有很多转到武大人民医院了，所以我在这边尽量救治每一个病人。我想重症和危重症降到1000例以下应该不会太久，大概3月底、4月初吧，那时候我的任务才算是告一段落。”
李兰娟的预测每次都很准。3月8日妇女节那天，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到医院看望慰问，李兰娟就跟他作了预判，“估计到3月中旬，20号左右能够清零”。果然，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为零，同时新增疑似病例为零，现有疑似病例为零。之后，李兰娟表示，清零以后两个星期如果没有反弹，那么武汉可以“解封”。3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这些精准预判来自李兰娟在传染病学科上的专业自信。“4月8日‘解封’是非常稳重的，武汉的抗疫斗争……伟大的武汉……”李兰娟语速很快，此刻突然沉默了一下，她想起初抵武汉支援的情景。“来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那么多病人，有的甚至救不过来，去世了……后面形势好起来，病人大幅度减少，大量的病人救治过来、出院，我们的心情也一天天好起来。”从2月1日晚在杭州登上西行的列车，李兰娟来到武汉已近60天。对身处疫情中心的病患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每分每秒。
2月1日，武汉市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4109例。那是武汉封城的第十天，城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大量有发热、咳嗽症状的病人得不到收治，病死率在上升。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离开。这些问题不解决，防控形势就无法扭转。李兰娟前一天已经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我可以带队去武汉救治危重症患者。”但很多朋友、同事有担忧——李兰娟已经73岁，去抗疫一线救治危重症患者，长时间处在高危环境里，实在过于危险！
但李兰娟还是决定去武汉，“我是一个传染病医生，这个险我是一定要冒的”。2月1日，她在浙江参加完国家卫健委的防疫电视电话会议后，就接到国务院、卫健委的指派命令：带队支援武汉。她立即组建了一支集合感染病学科、人工肝、重症医学科的10人团队，带上李氏人工肝、干细胞、微生态这三大技术，以及相关医疗设备和耗材、制剂共30多箱物资，连夜奔赴武汉。
那时，已经没有航班进武汉，火车票也不卖“武汉”这一站。李兰娟和队员登上开往南昌的列车——途经武汉。“火车路过我们这里，把我们放下了，凌晨4点40分。”她已经习惯把“武汉”说成“我们”。采访过程中，《环球人物》记者有时不得不向她确认“我们”是指武汉还是别的，答案每一次都是武汉。
从“心理压力蛮大”到“大局已定”
李兰娟直接去了重点救治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我们来了没多久，医院已经收了400个危重病人、重病人了，再过两三天，就增加到了800个，氧气、呼吸机都不够用，医护人员的口罩、防护服也不够，困难很大。医院里面是病人不断增加，外面是检测难、住院难，形势非常严峻。”即便经历过非典、H7N9型禽流感，即便从医生涯里已经见过数不尽的伤心，李兰娟仍然心情沉重，“心理压力蛮大”。
·2020年2月20日，李兰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病房里。
她没有时间休息，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几项工作同时开展：指导团队救治危重症和重症，讨论诊疗方案；作为专家给防控工作提建议；给各地来武汉增援的医护人员进行培训；指导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的工作；每天和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连线指导科研。
“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把传染源真正控下来，隔离起来。”2月初的武汉，这是最严峻的问题，“如果传染源还在外面的话，它还在传染人，武汉1000多万人啊，那还得了！对吧？所以我反复建议要检测所有病人，争取不搞假阴性，要重视检测难的问题。”2月14日，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他组建了一个专家群，李兰娟在群里反复说这个问题。
更早之前，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她向中央领导强烈建议腾出几家医院或是会议中心来集中收治轻症病人。这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所提的方舱医院建议不谋而合。“检测是解决发现的困难，这个建议是要解决治疗的困难。我们刚来的时候，ICU（重症监护室）一个病房6个人，5个救不过来；CCU（心肺科重症监护室）一个病房的人全都救不过来。因为病人太多，已经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快不行了送过来，所以病死率蛮高的。这个难题必须解决，轻症病人也不能在外面，都要收治。”这些经验和很多声音通过各条渠道汇总，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在2月9日对“四类人员”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检测难、住院难的问题开始解决，氧气、呼吸机的困难很快就解决了。”地毯式排查、大量检测试剂运抵、4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病情”好转。回想起来，李兰娟觉得万幸：“我觉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当中，我们确实因为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这么快控下来。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感染，有更多人死亡。”
很少有人知道，方舱医院还在建设早期时，李兰娟就去看过了。她提出很多细致的意见：“病人住进来以后，大小便怎么办？洗漱怎么办？吃饭怎么办？大面积收治病人，还要注意性别……这些事情如果不做好，一个病人吵闹的话，就会影响一大片。”在后来的救治中，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大多驻扎在方舱医院进行救治，工作开展得极为细致。无论是图书角里安静看书的学生，还是教健体操的护士和跳广场舞的患者，都让人感受到了乐观、有序和温暖。李兰娟还抽空给方舱医院的病人录制了声援广播。
接受采访这天，李兰娟终于说出了“大局已定”四个字，但仍然提醒接下来的防控不能放松。“现在我们大局已定，武汉的这场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下一步我们任务还是很艰巨，武汉要坚守，防止死灰复燃，尤其是社区这一关还要把好，外面有少数漏网的感染者要及时发现，通过发热门诊切实地检测，切实地干预，切实地治疗，实现彻底清零。另外是国际疫情凶猛，我们一定要严防死守，对国外回来的人必须严格地隔离14天并且进行检测，真正呈阴性的才能到社会上接触其他人。”
石破天惊的封城建议
今天回顾，没有人会否认“武汉封城”是避免疫情扩散至全国的关键决定。1000多万人口的中部重镇武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未曾有过封城之说。这一石破天惊的举措，是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女院士李兰娟最早提出的。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这个过程时，语气波澜不惊，一切只是从传染病医生的角度出发。而在记者听来，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早在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媒体报道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李兰娟就多了一份关注。到1月17日时，她已经陆续从私人渠道搜集到一些信息，认为武汉可能有医务人员感染。作为一名感染病学家，同时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感到事态有可能是严重的。当天，她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想去武汉调查。第二天，钟南山、李兰娟等6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接到通知，马上前往武汉调研。于是，钟南山在广州走出会场直接去了高铁站，用一张无座车票到了武汉；李兰娟则从杭州出发，同样用一张无座车票，深夜抵达武汉。当晚，他们听取了武汉方面介绍的情况。1月19日上午，专家组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疾控中心、华南海鲜市场周边调研，证实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下午，高级别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议，钟南山主持，李兰娟第一个发言。
“第一点是肯定人传人，已经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第二点，要隔离，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李兰娟的观点很直接。甲类传染病要对应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应急举措，17年前的非典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李兰娟也是基于17年前在浙江省抗击非典的经验。“非典的时候，浙江一开始有4例输入性的病人，我就隔离了1000多人。当初有人问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违反人权，我说不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管理意味着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依法采取发热病人筛查、确诊和疑似病例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等措施。我在会上也举了这个例子。”
她提的第三点建议就是实质上的“武汉封城”。“当时大量的感染病例还在武汉，但是春节要到了，全国人口流动马上到高峰。他们很可能流到各省，把病毒扩散到全国。所以我说武汉应该马上做一件事，外面的人不要到武汉来，武汉的人也不要到外面去，不进不出，把疫情控制在武汉，避免全国大暴发。”她没有透露在场人员的反应，但会议结束、人员尚未散去时，一同在武汉调研的国家卫健委同志就直接向北京作了电话汇报，并接到“专家组马上回北京”的指示。下午5点多散会，6点多飞北京，一行人忙得脚不沾地。
到北京住处时已是凌晨，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赶过来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并告诉专家组，“早上8点半向孙春兰副总理汇报”。1月20日早上，专家组向孙春兰汇报了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调研情况。
事态紧急，这天上午正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题，听取钟南山和李兰娟的专家建议。“我们认为有人传人，提出了要按甲类传染病管理，要把疫情控制在武汉，要加大科研，要加大收治力度等等这些意见，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那次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这一议题结束后，李克强特意暂停会议议程，将钟南山、李兰娟送出会场，握手致意。
下午，孙春兰主持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防控工作，李兰娟继续参加会议。之后，她和钟南山以及专家组其他成员一起向新闻媒体通报情况。也是这一天，钟南山在央视的连线节目里直言“肯定人传人”，引起大众的防控警觉。李兰娟则向媒体提出：“请多关心我们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他们面临感染风险，在那里救治病人，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北京与媒体见面，钟南山（右二）、李兰娟（右一）、曾光（左一）等参加。
这仅仅是开始。1月21日一早，李兰娟带着10位专家赶到联防联控指挥部。她带去的大数据专家团队已经分析出了一些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数据研究结果。在指挥部办公室，李兰娟调出分析结果，提出：“（2019年）12月1日到31日，有9600多个人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他们都有可能是被感染者。现在有不到2/3的人在武汉，1/3以上的人去了全国各地。所以我们认为疫情正在向全国蔓延，要通过大数据的手段，把他们找到，快速发现和控制传染源。”这一天，她还参加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不同部门召集的会议，讨论应对新发现的疫情。
深夜走出会议室后，李兰娟坐高铁回到杭州。因为第二天早上是她的门诊时间，还有不少病人等着她。
从小山村走出的女院士
李兰娟的微信昵称叫“夏履桥”，一个极富江南气息的名字，源于大禹治水“过门不入，履遗不蹑”的典故，那是她的家乡——浙江绍兴夏履桥村。1947年，李兰娟就出生在这里。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她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专注于传染病的医生。
·1970年，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学习。
上世纪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达80%。看到一个个病人因肝衰竭离世，李兰娟内心沉痛，立志要解决这个医学难题。有一次，一名病人入院，昏迷，没有小便，导致肾功能衰竭，经过透析滤过等治疗后，竟奇迹般地康复了。李兰娟由此受到启发。1986年，她申请到3000元青年科研基金，在我国率先开始了人工肝治疗重型肝炎的研究。在当时，这项研究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人工肝中肝素、鱼精蛋白怎样合理地应用？大出血的问题怎样克服？病人本身情况不好血压要下降，人工肝运用影响血压怎么办？等等。
李兰娟带领团队反复进行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逐个攻克难题，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型人工肝治疗系统，创制了新型李氏人工肝系统，显著提高了重症肝病患者生存率，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次在武汉，人工肝技术也发挥了大作用。“在重症向危重症发展的早期，用人工肝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兰娟带上了人工肝的全套设备奔赴武汉，甚至在医院现场培训医护人员。
·2015年5月21日，李兰娟介绍她改进后新的人工肝系统。
她还把2013年在浙江防治H7N9型禽流感的经验也带到了武汉。“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四抗二平衡’的诊疗方案，就是抗病毒治疗、抗休克治疗、抗低氧血症及多器官功能衰竭、抗继发感染，再加上维持水电解质酸碱的平衡和微生态的平衡，这样就能起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这一经验也在武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今，武汉终于春暖花开。当《环球人物》记者问李兰娟回杭州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回答：“第一件事还是科研，我们这个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大量的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要做，疫苗的研发也要加速推进。第二件事，我想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疫情中的事情，非典之后我和钟南山院士一起主编了一本书，这次应该也要编一本书，总结一些经验，为以后的防控工作做点贡献。第三件事情是要推动感染科的建设，非典结束后，我们县级以上医院都有了感染科，但现在看来这还不够，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每一件事，都和疫情有关。
李兰娟说话带着浙江人的口音，吴侬软语，轻轻柔柔，但内容全部“硬核”，没有对个人生活的细致讲述。采访的大多数时候，记者只是在听、在记录。她常常说得很专业，怎样治病，有哪些方法，用了什么仪器，病人的状态如何……谈及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也有很多专业术语。“干货”满满的采访，让我们感到心安。
武汉就是在这么多“硬核”医务工作者的照料下，终于苏醒。谢谢你们，为我们逆行，为我们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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