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香港民众近期对申请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移民计划的兴趣增加，马来西亚政府本年已接获251份来自香港的移民申请，而去年全年获批的数量为193份。
但是，依斯汉在8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不能说申请数据突然剧增，因为还没看到相关的数据。如果香港民众真有兴趣到马来西亚，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但他们必须是真诚的，他们不能为了逃避某些事情而来。”
依斯汉强调，内政部将对申请者展开背景调查，作出最终的筛选和决定，以确保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依斯汉表示：“我们也将联系国际刑警鉴定申请者身份，所以我说申请者必须真诚。”被问及政府是否不欢迎香港“反修例”示威者，依斯汉指出，如果有证据显示申请者为“反修例”示威者，政府将不会批准。 历史上最早的“港独”思想与组织，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七十年代之后，“港独”思潮和运动均被“民主回归”的浪潮取代，几乎被历史所遗忘。
“港独”主义思潮的再起，乃是循“香港自治运动”和“香港独立建国”两种约略相似、但互有差异的话语体系作为基本论述，辅以借“台湾独立”运动的本土主义、本土优先、本土利益等民粹口号，主要诉求是要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切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要求实现“香港民族自决”，在香港建立脱离中国管治的独立或半独立的“自治城邦”。
在组织方式上，新世代的“港独”主义组织最初往往借助互联网，以快聚快散的形式组成，成员也较为低龄，并使用从“独立建国”、“命运自决”到“全民制宪”、“本土优先”等烈度不一的口号标语。
同时，本土派的抗争运动也逐渐向更加激进化、有组织化和暴力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焚烧基本法、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帜、还是袭击内地游客、制造爆炸性武器，无不反映了香港的激进反对派运动正在极端化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港独”思潮在香港“九零后”群体中的传播，标志着香港政治对抗图景中的主要矛盾，极有可能已经发生了三项主要转变。
第一，香港政治对抗的主题和主要诉求有可能已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争民主、争普选”迅速转变为“争自决、争独立”，香港回归以来的民主之争有可能转化为后“占领运动”时代的“统独之争”。香港发生的政治对抗将首次超出本地范畴，对国家的统一、安全和领土完整产生直接威胁。
第二，香港政治对抗的主要形式有可能从1997年以来和平、非暴力的社会运动转变成暴力、激进的大规模破坏行动和“勇武抗争”，将对社会安宁、公共秩序和特区管治造成直接威胁。
第三，在香港反对派政治力量中一直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民主回归”派（亦即传统意义上的“泛民主派”）有可能已被迅速边缘化，并为更年轻及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和组织所取代。
这三项主要变化，极有可能会彻底改写香港在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图景。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绪和“抗中”行动又被某些政治派别操弄和放大，被社会其他成员默许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纵容。这些情况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
面对新的“港独”思潮和力量的挑战，在香港社会建立新的底线政治共识——“基本法共识”一一将变为北京在未来极为紧迫的任务。
这个“共识”将要求：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无论香港的政治力量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什么位置，接受并认同由基本法所厘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原则，应是任何个人和组织参与香港公共政治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前提条件。
变局
香港的回归（包括回归前的中英谈判），在中央方面，主要是由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老一代政治家所主导完成的。
这些老一代政治家亲身经历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感受到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上的强烈对比，对香港始终高看一眼，具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往往倾向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的不和谐声音和做法也具有较高的宽容度。
但随着年轻一代中国官员走向港澳工作的第一线，以及内地主要城市与香港之间经济和制度差距的缩小，老一辈政治人物这种特殊的历史情怀和现实考量，未必能被成长经历截然不同的新一代中国精英阶层继承下来。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
未来“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实，部分取决于年轻一代中国精英阶层在多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对香港的观感、看法和态度。
特别是随着两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内地的习惯思维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势必对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阶层对香港的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高度自治本身还是未来可能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各派势力首先需要厘清的，是自己政治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
高度自治也好、特首普选也好，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改善香港的治理，促进香港的民生、解决香港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对抗中央权力、改变中国主体政治秩序甚至丑化中国国家认同。
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政制改革，甚至“一国两制”本身，才可能得到北京最大程度的支持和祝福。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中央政权的挑战者和颠覆者、甚至政治“异邦”的构建者，而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务的讨论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合作者，不仅会令其自身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总而言之，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间就越大，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就会越以繁荣稳定为主要目标；反之，则“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空间就会被收缩，对香港的管控就会更以确保国家及政权安全为主要目标。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从而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寻求最大的自治空间，并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变？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的管治权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
香港的未来，真真确确系于香港社会的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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