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邪教法轮功老巢——纽约龙泉寺

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7月29日，公安部发布通缉令，缉拿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李洪志及其少数追随者逃亡美国，后来获得了政治庇护，即美国人眼中的“法轮难民”。

 

龙泉寺全景图。

　　2001年，这群“法轮难民”开始修建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后来成为美国法轮功总部——龙泉寺。李洪志就蛰伏于此。

 

龙泉寺入口。

　　龙泉寺，又称龙泉寺佛学有限公司，位于纽约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占地427英亩，跨两个镇：鹿苑镇397英亩，希望山镇30英亩。

 

龙泉市大门。

 

龙泉寺小亭子。

　　龙泉寺可常住200多人，主要建筑群包括三座“大殿”、有个4栋宿舍的住宿区、唐代风格的钟鼓楼、一座132英尺高的佛塔和一个4800平方英尺的温室，龙泉寺配有独立的供水系统和一个4000加仑的油库，内部道路有6400英尺。龙泉寺注册性质为“宗教建筑”，享受免税。

 

龙泉寺内的书店。

　　龙泉寺的合作伙伴是大唐开发有限公司（Da Tang Development LLC）。大唐开发有限公司的所有者为新泽西州的进口商阿兰·阿德勒（Alan Adler），他从2005年起就以大唐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龙泉寺附近购地等。

　　最初，龙泉寺所在地块被批准为100名居民提供住房，规划委员会成员期初认为这些人是中国的僧侣。但是，龙泉寺不断扩建，人数持续增加，引起当地政府警觉。2014年1月24日，鹿苑镇出台《大规模集会法修正案》规定除非得到镇委会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举行或通过广告及其他方式发起500人以上的大规模集会活动。相关活动应向镇委会提出申请申请，同时至少提前120天向镇管理员报备。

 

2019年4月10日鹿苑镇针对龙泉寺扩建破坏环境举办听证会。

　　近年来，随着龙泉寺扩建和人数增加，法轮功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升级。

　　主要矛盾有：龙泉寺声称自己属于宗教组织但运作不透明；龙泉寺扩建过程中，重型车辆辗压引发乡村道路受损却需要当地纳税人买单；进出龙泉寺车速过快引发交通安全风险；龙泉寺扩建项目未经事先许可擅自开工；建筑标准（包括道路宽度尺寸、防火设施等）不合法定要求；居住人数超过规定。

 

龙泉寺一角。

　　2018年10月，龙泉寺因建造超过四层的木质建筑但没有安装消防喷水系统，认罪后被罚款7500美元，

 

建设中的龙泉寺。

　　目前，双方矛盾的焦点是龙泉寺扩建破坏环境。

 

　　当地居民自发组织起来，抵制龙泉寺扩建。他们在制作的视频中称，法轮功是货真价实的“邪教”，李洪志是邪教头目，对信徒洗脑，斥责法轮功撒谎。

 

邪教头目李洪志。

 

被神化的邪教头目李洪志。

 

李洪志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

 

　　法轮功对批评者撒谎。

HBO将拍摄关于性爱邪教NXIVM的纪录片

报道截图。

　　【核心提示】美国《纽约邮报》网站4月18日报道，HBO电视网近日宣布，正在拍摄关于邪教NXIVM的纪录片。 

　　HBO电视网周四（4月18日）宣布，正在筹拍一部关于性爱邪教的系列纪录片。 

　　HBO称，该系列将对一批加入NXIVM的人进行跟踪拍摄，“深入细致地审视其成员所经历的一切，重点突出他们对个人成长的普遍渴望”。 

　　纪录片还将关注该邪教组织中一个名为DOS（“主人的奉承”，Dominus Obsequious Sororium）的秘密教派的做法所造成的“情感伤害”。检察官称该秘密教派在年轻女性成员的身上烙上教主基思·拉尼尔的首字母，并要求她们与他发生性关系。 

　　即将播出的纪录片中还将涉及针对该所谓“自助组织”的正在进行的法律案件，该案件涉及性贩运和敲诈勒索。其中一位著名成员--《超人前传》电视女演员艾莉森·麦克4月8日认罪，承认敲诈勒索和敲诈勒索共谋的指控，包括勒索和强迫劳动。 

　　该纪录片系列将由曾执导《埃及广场》等纪录片的导演夫妻档Jehane Noujaim和Karim Amer共同执导。Noujaim在2010年曾参加过NXIVM的入门“高级经理成功项目”研讨会。 

　　纪录片播出时间待定。

法轮功对新多极化中俄巴三方关系发动信息战攻击

欧亚未来网文章截图。

　　【核心提示】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安德鲁?克里博科（Andrew Korybko）于2019年4月20日在“欧亚未来网”发表文章称，邪教法轮功对新多极化中俄巴三方关系发动信息战攻击，指出“大纪元”是邪教法轮功的喉舌媒体。

　　“大纪元”是一家由中国非法组织法轮功邪教运营的媒体。该媒体刻意歪曲一名俄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巴基斯坦的著作，以发动信息战，挑拨俄美两大巨头与中国的关系。在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阿拉伯新闻”转载“大纪元”相关报道，无意之中增加了该报道“可信度”之后，他们的信息战攻势明显加强。 

　　战略背景 

　　俄罗斯、中国和全球战略重点区域巴基斯坦的新多变关系有望重塑和巩固东半球政治格局。此前，印度政府为使得现任印度人民党获得连任而对以上三个国家发动了数次信息战。印度与其金主美国显然不想让这三个国家深度融合，但他们的努力不仅无效，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而美国的另外一个附庸，被中国政府取缔的邪教法轮功发动的信息战攻势却比以往的都具欺骗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分裂性的言论和利刃般的含沙射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 

　　事实真相 

　　“大纪元”，作为以美国为大本营的法轮功喉舌，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俄中就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事开展竞争》，其中翻译了RIA Novosti撰写的部分报道，该报道被收录在由莫斯科权威智库“战略战术分析中心”出版的新书《巴基斯坦：不为人知的一面》（“Pakistan: Beyond Stereotypes”）中。该报道由俄罗斯公共机构“战略战术分析中心”副主任Konstantin Makienko收录，指出俄罗斯有能力向巴基斯坦出售高达90亿美元的武器，在这个由中国主导的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因此莫斯科可以在与巴基斯坦武器交易合同谈判上，获得相当优惠的条件。“大纪元”完整的引述了这段话，甚至增加了部分相关论据以证实“俄中两国在世界不同武器市场存在竞争关系”这一观点。 

　　捏造的事实 

　　问题是，该报道的题目刻意歪曲了Makienko的评论，误导读者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在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事上存在竞争，错误的认定俄罗斯——巴基斯坦战略伙伴关系因武器销售而与中国形成敌对局面，而不是双赢局面，尽管新的多极三边关系的确可以打造双赢局面。事实是，更高层面的三边关系有利于俄巴两国更好的平衡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如“大纪元”的文章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三者关系敌化，误导了被蒙在鼓中的读者。 

　　“阿拉伯新闻”无意的放大 

　　如果“阿拉伯新闻”没有转载“大纪元”的文章，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那么这次对多极三边关系发起的信息战就不会被放大。而由此推论“阿拉伯新闻”的编辑对阿拉伯的战略伙伴俄中两国存在敌意这一点为时过早，更别提他们完全不知道“大纪元”是一个由颠覆中国主权的非法邪教组织所创办。但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对该文的转载会增加文章的可信度，并引起更大范围的观众注意。如果因此其他网站也转载该文，那么该文的攻击性将会更加放大，达到“大纪元”意料之外的效果。 

　　信息战的生态系统 

　　信息战的生态系统的运营模式：一个攻击性的信息进入网络，期待可信的媒体会转载这条信息提供给读者，如此循环往复几次直至源信息在“信息发射”过程中被模糊。而注意力缺陷的读者则会把标题内容当成理所当然，因为许多人并不会认真读完全文，只是看一下标题，然后扫一眼他们觉得有趣的内容。由于人们对事先不感兴趣的话题缺乏读完全文的耐心，所以假新闻和战略沟通领域才在当今社会如此影响力巨大。请记住，读者们很有可能只是扫了一眼“阿拉伯新闻”转载的“大纪元”的误导性标题，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那就是，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因对巴出售武器一事上出现前所未有的摩擦。 

　　结论性意见 

　　铁一般的事实就是，现在三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比历史上的任何时间都要紧密。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呼吁中俄两个大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欧盟以及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的众多伙伴国加强多边联系时，显然也包括了巴基斯坦。不管公众想法如何，这个地缘战略现实不会改变。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三个国家的智库专家和其他政策制定人会被这条攻击性信息所影响，改变了他们对新多极三边关系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要公开信息源“大纪元”与法轮功之间的关系，详细解释 “新冷战时期”信息战的发动目的的原因。 

　　背景信息 

　　安德鲁?克里博科（Andrew Korybko） 

　　该文作者安德鲁?克里博科（Andrew Korybko）是一个生活在莫斯科的美国政治分析家，专注研究美国在非欧亚大陆、中国一带一路和新丝绸之路以及“混合型”战争的战略政策。 

　　

东西方文化差异中的邪教问题

　　　　 

　　我国一些邪教组织常常冒用基督教的名义，有三大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基督教自身的个体原则，使得邪教组织有足够的理论建构空间，可以任凭自身的需要，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论建构，从而达到其目的。二是基督教作为西方传统宗教，与我国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村大众有一定的距离，这也赋予其足够的活动空间，使其有一定的迷惑性，能够以基督教的名义，迷惑我国对基督教教义和理论了解不多的大量本土基督教信徒。三是冒用基督教的名义，能够迷惑西方的基督教徒和民众，这些人不理解中西方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误认为这些冒名的邪教只是宗教信仰的差异，而没有意识到其背后反社会、反人类的巨大危害。

　　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23个。在这23个邪教组织中，冒用佛教名义的有5个，而冒用基督教名义的则达到令人惊讶的18个。

　　我国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除了通常的敛钱、骗色等劣迹之外，还具有两大基本特征。首先，它通常产生于自身的东方文化系统，主要源于中国大陆、港台和韩国等东方文化圈，即便是来自美国的“呼喊派”，其实质也是东方人自己的创造。其次，这些邪教通常不像西方的邪教那样常常争论核心教义，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以教义或经典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披着基督教外衣而又具有强烈的东方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色彩。

　　西方社会的宗教演变与邪教对其社会的影响

　　产生于公元之初的基督宗教，历经两千年，经历了两次大的分裂，形成了3个主要派别以及无数小宗派团体。这三大派别在我国分别被称为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在这三大派别之外，基督教从16世纪以来，内部又形成了六大宗，包括路德宗、圣公会、改革宗、浸礼宗、循道宗、公理会。而实际上，在这些传统的宗派之外，基督教数百年来不断更新繁衍，至今保守地估计，基督教有3000多个派别，还有人估计这个数字应该在两万左右。由美国哥顿康威尔神学院托德·约翰森等人所发布的2017年全球基督教状况报告显示，在全球75亿人口中，基督徒人口占33%左右，达24.7亿。在这24亿信徒中，天主教徒占了一半，达12亿多，而基督教徒、独立教会的信徒，以及其他无法归类的信徒占了11亿多。据相关统计，这些信徒分属的宗派和组织已经达到4.7万个。

　　16世纪新教改革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原来教宗的权威以及建立在这一权威基础上的教义、礼仪和思想的统一。一种新的权威原则，所谓的“人人皆祭司”的个体性原则代替了天主教的旧原则，个体取代了教会和教宗，成为新的信仰权威。对这一点，马克思有极为经典的论述：“它（新教改革）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它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马克思所谓俗人变成了僧侣，也就是以原来在宗教信仰中毫无权力的个体信徒取代了僧侣，掌握了宗教力量，尤其是解释经典的权力。这一权力使得信徒能够绕过教会和教宗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阐释《圣经》经文。理解的主观性造成了对经典解释的巨大差异，千人千面、万人万言,由此，一个统一的大教会分裂为无数的大小宗派。这种几乎毫无约束的解经自由度，使得教会的统一性自此分崩离析。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可掌控因素的滋长，包括许多非法团体和邪教因此应运而生。

　　这一新的宗教模式在西方社会掀起轩然大波，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面貌，整个西方为了这些宗教原因陷入了冲突和战争之中。法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胡格诺战争持续了30多年，造成了数次大屠杀。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旧教两派间的30年战争是欧洲大陆第一次全面战争，使日耳曼邦国的一半男性埋葬在战火中。断断续续持续了上百年的宗教战争和宗教冲突直接动摇了欧洲的宗教一元化社会秩序，改变了欧洲社会的基本面貌。最后，在新大陆的弗吉尼亚土地上发展出宗教宽容原则，才解决了把欧洲拉入深渊的宗教冲突。宗教冲突的解决意味着欧洲放弃了其基本文化形态，建立了新的以现代启蒙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新欧洲。这个新欧洲以现代权利观念代替了原来的基督宗教信仰，形成了新的人权信仰。这一个体权利信仰实际上是新教改革个体信仰权威原则的延续，是在战争之后剥去宗教外衣的个体原则。这个原则的建立，意味着西方社会建立了人权新宗教，代替了原先的基督宗教信仰，意味着基督宗教不再是构建西方社会统一性的基础，也意味着基督宗教丧失了原先掌控的各种权力，不再是神圣的，更不再是不可侵犯的。

　　基督宗教丧失了其作为西方社会统一性的基础，就意味着它的分裂与否对西方社会已经不再重要，它的正确与否对西方社会也不再重要。无论什么样的异端或者邪教，无论怎样歪曲解释教义，都不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统一性。宗教战争的历史也使西方国家放弃了对宗教的价值判断，不再尝试对宗教进行区分，而是试图保持中立。所以，西方社会往往无视其境内的邪教组织，而是将其视为纯粹的宗教或者心理问题，除非其造成了严重危害或触犯到具体的法律。据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辛格的报告，美国的邪教组织在2000个到5000个之间，卷入其中的有1000万人至2000万人。这些邪教有一个基本特点，它们继承了西方传统的宗教元素，尤其西方传统的宗教信仰问题，喜欢争论宗教教义问题，现代学者也往往从宗教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邪教团体。西方著名的“耶和华见证人”，其核心教义实际上是“亚流主义”的现代翻版，借此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三位一体的传统教义。另一个“基督教科学派”也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创造、堕落、救赎等传统教义，以精神性原则作为上帝的本质。这些邪教与传统主流宗教争论着神学和教义问题，通常对政治问题没有兴趣。而原来作为社会最高权威的宗教，早已在持续上百年的宗教战争中让出了自己的位置，这些邪教对传统宗教教义的挑战既不会影响西方社会的稳定，也很难威胁到西方的国家政治安全。

　　东方世俗社会面临的邪教挑战

　　与西方社会曾经的宗教一元论不同，中国社会自周朝以来就是人文化的世俗社会，其最高权威一直是世俗政权而不是宗教。因此，东西方同样是打着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但在其基本取向上就体现出巨大差异。我国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一般也都是以对《圣经》的任意解释为基础。“呼喊派”所谓的《圣经恢复本》，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和注释经典，将《圣经》中的“求告主名”理解为“呼喊”。

　　但是，与西方邪教组织喜欢争论深奥的教义问题不同，东方文化圈中冒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不喜欢纠缠于教义理论问题，而是借用宗教的外皮，以此作为达成其政治目的的手段。我国邪教的这一特征，与我国世俗化社会的基本形态是相符合的。如果说西方社会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起社会统一性的话，东方社会的统一性基础则是世俗政权。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有一套基本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观念体系，用以塑造和指导共同体中的人群，其最高权力是政治权力，其神圣体现在最高政治领袖身上。东方文化的这一基本世俗特征，使得东方社会基本没有宗教战争，即便有宗教参与，也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战争。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宗教权力，这使得宗教信仰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过多的社会关注。因此，冒用西方宗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其实际兴趣也并不在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更注重现实利益，包括金钱、美色、权力乃至社会和政治权力。

　　因此，不限于西方社会的宗教学、心理学等对邪教理解的角度，我国社会还从政治学等现实角度理解邪教问题。在我国传播的冒基督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几乎都有通过宗教名义获取非法世俗权力的企图。他们主要通过政治性的阐释基督教《启示录》，来表达这种政治企图。作为启示文学，《启示录》充满了象征性的语言和形象，充满了难以把握的阐释空间，传统基督教对于此卷经书相当谨慎，甚至避而不谈。与正统基督教的谨慎不同，邪教组织特别喜欢利用启示文学的这种象征性为自己的利益目标服务。邪教的政治冲动，严重威胁我国世俗社会的政治统一性基础，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东方邪教组织强烈的政治冲动，是典型的世俗政治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历史上，以宗教为幌子的政治动乱并不鲜见，只是在今日，这些传统的会道门早已衰落，并且被大众所熟知，缺乏号召力。与之相反，作为西方宗教的基督教，带有西方文明的先进外衣，不为我国大众所熟悉，没有深厚的教会信仰传统和强大的教会组织，又具有足够的组织活动和理论构建空间，于是常常为邪教组织所借用。（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9年1月8日　06版）

从“4.25”事件看李洪志的“真善忍”

　一直以来，李洪志炮制法轮大法欺骗信徒，把“真善忍”作为法轮功的包装，以美化法轮功，炫耀法轮功，卖弄法轮功。他在《转法轮》中讲“真善忍是衡量好人坏人的唯一标准”，称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它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声称他八岁时，他的师父将“真善忍”三个字按在他的眼角上，从此他能够看到宇宙法则，成为宇宙主佛，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然而1999年的“4.25”事件，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伪装，暴露了李洪志假丑恶的邪恶嘴脸。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然而，纵观李洪志在“4.25”前后和“4.25”期间的所作所为，假话连篇，毫无真可言。“4.25”事件发生后，李洪志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先是说，对“4.２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事实上“4.25”事件的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李洪志就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了北京，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他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密谋策划要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并就闹事的总体计划、规模、策略、组织落实都做了安排。然后在李洪志指挥下，法轮功骨干李昌、纪烈武等先后在多处组织召开四次会议，就到北京闹事的时间、地点、人数、目的、要求、分工、指挥、策略等都做了详细要求和周密策划。具体事项安排妥当后，李洪志随即飞赴香港利用电话联络，遥控指挥了震惊中外的“4.25”围攻中南海事件，带来极其严重恶劣的政治影响。可见，李洪志是“4.25”事件的精心策划者、幕后操控者，却口口声声称“4.25”事件无人组织、不知情，这是在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吗？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4.25”事件，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随着法轮功组织传销式的发展，信众越来越多，法轮功修炼曝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的轻信李洪志的“消业说”，有病不医，拒医拒药，造成死亡。有的受李洪志“圆满说”的诱惑，采取自焚、跳楼、服毒、投水等极端方式实行圆满。有的在李洪志“末日说”、“去情说”的蛊惑下，放弃正常的生产、抛弃常人的亲情，弄得家徒四壁、众叛亲离，给家庭生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是在做好事吗？不是，这是真正的不善，最大的邪恶。然而当法轮功传播迷信邪说、偷税漏税等问题，引起广大民众公开质疑时，按常理，何祚庥院士发表文章评论当时有关练习气功的问题，这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即使法轮功组织反应激烈，如果真的是善意的和平上访，去个三五个或者十个八个人能讲清楚情况的人就足够了，需要兴师动众去一万人吗？在“4.25”围攻中南海事件中，法轮功组织的主要诉求有三：一是释放22日围攻天津教育学院事件中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法轮功书籍继续公开出版，三是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练功环境。去了那么多人，提出三项无理要求，“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以此为借口，故意把事情闹大，企图用大呼隆式的上访胁迫政府，以达到使法轮功组织合法化的目的，这是真正的善吗？ 

　　李洪志在《李洪志先生小传》里对真善忍做了明确解释：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记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法轮功修炼讲求忍，讲不失不得，将业与德的转换，但事实上，法轮功是最不讲忍的。从1998年起，法轮功在国内的活动和危害日益暴露，有多家新闻单位对法轮功提出了不同看法，为了达到扰乱社会、要挟政府等目的，李洪志撕下了忍的伪装，相继发表多篇讲法和经文，蛊惑催逼痴迷者，走出去弘法、护法、正法,用闹事的方式去圆满、上层次，向政府和法律挑战，李洪志一方面宣扬忍和不怨不恨，一方面又鼓动痴迷者非法聚集制造事端，李洪志是不忍的罪魁祸首。李洪志先后煽动信徒围攻齐鲁晚报、北京电视台、辽宁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福州日报、厦门日报、合肥晚报、成都商报、沧州日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钱江晚报、云南东陆时报等多家单位。1999年4月25日以后，法轮功组织在全国各地连续策划和制造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机构的事件达307起之多。可见，法轮功是最不讲忍的。 

　　多行不以必自毙。尽管李洪志自作聪明耍尽手腕，到头来还是弄巧成拙，“4.25”事件充分暴露了李洪志打着“真善忍”的幌子，组织指挥闹事的政治图谋和野心，敲响了法轮功邪教的丧钟！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坚决防控化解涉邪教风险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具有特别影响的历史事件总会被人们铭记，包括那些不愿触碰的痛点。1999年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整整一天,酿成了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北京地区发生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法轮功”头子李洪志一手策划并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骨干组织实施，多地习练者受蛊惑参与，向党和政府发难施压的邪教非法聚集事件，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要继续引以为戒，保持警钟长鸣，坚决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事件的发生，暴露了邪教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邪教与恐怖主义、毒品并称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毒瘤，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是其本质所在。“法轮功”神化、鼓吹李洪志，编造、散布歪理邪说，宣扬“地球爆炸论”，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事实胜于雄辩，回看臭名昭著的“法轮功”，确实是祸国殃民、劣迹斑斑：通过非法出版、印刷、办班以及兜售邪教标识及制品，骗敛了巨额不义之财；实施精神控制，致使大量痴迷者拒医拒药而亡或自杀杀人，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悲剧；秘密结社，层层培植骨干，建立全国性非法组织，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法律实施，窃取国家机密，聚众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以攻卫星、搞“插播”等手段干扰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热衷插手国内热点事件，企图制造动乱，等等。境外“法轮功”组织还与反华反共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沆瀣一气，屡屡干扰高访，肆意诬告滥诉，制播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极尽妖魔化中国之能事。其活动之猖獗、手法之恶毒、表演之拙劣、危害之严重，可谓无以复加。

　　事件的发生，促使我们思考“法轮功”坐大成势的深层次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一个时期，受国际上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运动、邪教泛滥及国内“气功热”“特异功能热”等影响，曾经长时间销声匿迹的境内邪教活动又沉渣泛起。由此，“法轮功”这棵毒苗赖以滋生疯长。它打着“真、善、忍”的幌子，以祛病健身为名蒙骗群众，极力发展组织，快速在城乡蔓延。毋庸讳言，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邪教缺乏应有的警惕，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这使李洪志招兵买马有了可乘之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羽翼渐丰后，动辄围攻地方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但相关地方和单位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一次次的迁就和退让，使“法轮功”的气焰更加嚣张，闹事升级成为必然。

　　事件的发生，揭开了新时期反邪教人民战争的序幕。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自有其逻辑。“法轮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党、政府和人民为敌，必然招致失败和灭亡。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邪教斗争。经过各地各部门强有力的防范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等工作，“法轮功”组织体系土崩瓦解，绝大多数习练者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后得以解脱，极少数顽固对抗、蓄意作乱者被绳之以法，一批批痴迷者经教育矫治迷途知返。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次次反扑，但其闹事图谋都被一一挫败。我们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牢牢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可观全局。“法轮功”问题的成功处理，是整个反邪教斗争的缩影，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我们深知，邪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打好持久战、攻坚战和立体战。要与时俱进，顺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反邪教工作。在党和国家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方案明确规定：“为更好地统筹协调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提高组织、协调、执行能力，形成工作合力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交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承担。”显然，这是相关领导体制的再优化，协调机制的再完善，工作力量的再整合，发出了深入推进邪教治理工作的明确信号。但是，境外“法轮功”媒体借题发挥，恶意曲解，大肆炒作，暗示其会被“平反”，这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可以断言，已经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法轮功”，永无翻身之日。纵使它今后再玩弄这样那样的闹事伎俩，也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在反思中奋力前行，须臾不可懈怠。“4·25”事件警示我们，对待邪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防范在先、处置有效，必须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必须全面提升网络环境下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的能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切实用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政法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小，着力防控化解各种涉邪教风险，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贡献。

1999年“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始末

　时间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年，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形成一定社会规模，欺骗和操纵了一批不明其真相的群众后，逐步暴露出了对社会的危害性，尤其是从1998年后，法轮功对任何批评性的消息和文章都采取聚众闹事的方式对抗。他们无法无天，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制造事端，直至发展到1999年“425”围攻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发难。

　　1999年4月25日，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聚集围住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党和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周遍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社会生活，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实际上在“425”之前法轮功组织已多次聚集滋事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1995年后，广大群众和部分科学工作者已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有所察觉，部分新闻媒体对法轮功进行了批驳，特别是法轮功获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对其展开调查后更为恼怒。为此，法轮功在国内的主要头目李昌（“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纪烈武等密谋策划，先后在北京、济南、重庆等地组织、指挥法轮功人员非法聚集围攻党和国家机关、单位等。据统计，超过300人以上的聚集围攻就达78次之多。

　　“425”事件的起因是1999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章谈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名博士生因为练习法轮功导致送精神病院治疗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感到有了闹事的借口。4月19日，众多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在李洪志22日到京的第二天23日，达到6300多人。但李洪志的目标不是天津师大。而是要造更大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北京，是党中央。经过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在24日上午李洪志离京前往香港前，北京等不少地方的法轮功练功点都已接到通知，要求第二天组织练功者到中南海周围“集体练功”。

　　4月23日，李昌等人先后到法华寺李洪志的住处向其汇报了近期一些地方法轮功组织与当地公安机关、新闻单位发生冲突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并将刊有何祚庥文章的天津师范大学校刊交给李洪志看。随后，他们就进行密谋策划，研究如何利用天津事件这个导火线，组织各地法轮功练习者到北京中南海上访，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承认法轮功组织合法化。李洪志说：“要去中央、去国务院，具体怎么做你们看着办”。同时强调组织上访不要以“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要把情况告诉学员，让学员们自愿去。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并批评去年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问题早就解决了。并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李昌说：“这件事由我来办”。他们还商议，如果北京要动，李洪志就得离境。

　　4月23日，李昌主持会议，通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称“天津的事直接波及到北京，北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要组织到国务院上访”，“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会上还传达了李洪志的旨意，议定了聚集行动的总体安排。一是到中南海聚集的时间定为4月25日；二是聚集的地点在府右街中南海西北门；三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人要去得多一些。四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进行，要把天津的情况告诉学员，使他们自愿去，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五是对现场的安全、秩序、交通、卫生都要有专人负责；六是上述安排要在24日北京总站雍和宫学法例会上布置下去。同时决定要北京总站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李洪志听了汇报后，对开会的情况和内容，表示同意。

　　当日，在天津师范大学聚集的人数猛增到6300多人。李昌等法轮功骨干商定，“4·25”聚集中南海行动的目的：一是要求天津放人；二是要求解决练功环境问题；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4月24日李洪志于当日13时30分乘CA109次航班飞赴香港。

　　4月24日9时至11时30分，“法轮大法研究会”先后在雍和宫藏经馆胡同7号召开的北京总站、分站负责人学法例会，就4月25日到中南海的聚集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将聚集的具体时间定为4月25日早晨。要求北京法轮功组织配合天津行动，组织练习者去中南海找国务院解决问题。宣布了去中南海聚集的具体时间，并根据李洪志的旨意讲了几点注意事项：一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组织；二是学员参加“4·25”行动是个人自愿、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三是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散发传单、不得有过激言辞；四是对现场的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要有专人负责；五是防止有人在现场制造事端。制定一个聚集行动的具体方案，包括现场联系、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

　　根据“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法轮功练习者自4月24日20时始陆续到北京中南海聚集，至25日上午7时，聚集人数已达万余人，并且人数还在陆续增加。

　　从25日凌晨开始，法轮功练习者一批批到达中南海周围。至25日上午，在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人员聚集人数以达1万余人，他们阻断交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为了欺骗广大群众，他们还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如不喊口号、不撒传单、不带标语，撤离时清理现场等。

　　聚集期间，经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郝**、周**、刘**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5名代表，与有关方面负责人无理纠缠长达八九小时。在此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前，法轮功人员没有散去的迹象，在接到李洪志指令后法轮功人员才撤离。

　　现在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的向党和政府示威，显示其能量的重大政治事件。4·25”事件是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共同组织实施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李洪志在境外遥控组织指挥了“4·25”聚集行动。

　　“4·25”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法轮功也更加暴露了其邪教本质、撕去了其伪装。20年后的今天，境外的法轮功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反华势力豢养的一股主要力量。国内绝大部分原法轮功人员在经过教育转化后脱离了法轮功邪教，但仍有少数顽固痴迷者在境外法轮功组织的遥控指挥下坚持邪教立场并暗中继续进行邪教活动。今天我们回顾“4·25”事件可以更清醒的认识到，邪教组织一旦坐大成势必将危害社会、危害群众，我们同法轮功等各类邪教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切不可掉以轻心。

美国亿万富豪女儿承认资助性邪教NXIVM近20年

 

北京时间视频截图。

　　近日，美国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克莱尔?布朗夫曼在“性奴案”中承认了两项罪名，包括窝藏非法移民剥削其劳动及信用卡欺诈罪。克莱尔?布朗夫曼是已故亿万富翁埃德加?布朗夫曼的女儿，拥有世界最大酒业公司之一西格兰（Seagram）酒业。她加入了邪教NXIVM，资助其创建者近20年！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她同意缴纳600万美元罚金（约4021万元）。该案将于7月25日宣判，她将面临最高27个月的监禁。

　　4月8日，36岁的《超人前传》女演员艾莉森·麦克认罪，承认为性爱邪教（Sex Cult）NXIVM操控女性、把她们发展为性奴隶。

　 

　　艾莉森·麦克和邪教头目拉尼尔。

　　NXIVM是美国臭名昭著的邪教

　　多年来，美国媒体《时代联盟》对NXIVM进行了持续揭露，称其为邪教。2010年，《名利场》报道《女继承人们和邪教》称，Nxivm是邪教。2012年，调查记者奥塔多(James M. Odato)在《阿伯尼联合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NXIVM是一个邪教。

　　该邪教头目拉尼尔被包装的“人类心理动力学大师”“先知”。拉尼尔2018年年3月25日在墨西哥落网，目前羁押在纽约。

　　NXIVM女信徒身体被刻上符号，包括拉尼尔姓名首字母缩写“RK”。该烙印位置为女性下腹部处。

　　加拿大女星莎拉·艾德蒙森（Sarah Edmondson）为该组织前成员，她向美国广播公司透露，加入组织已有十年，加入时亦受过烙印仪式。她被脱去衣服，由三个人压住她，并要求她说出“主人请给我打上烙印，这是我的荣幸”。接着一名女医师在女子髋骨下方烙上符号，过程约半小时。“过程没有任何麻醉，痛苦比生小孩还糟糕，这就像一部恐怖片，这种方式对待任何人是最不人道、最恐怖的。”

 

　　莎拉·埃德蒙森展示她身上的烙印。

微纪录：“4·25”事件始末

1999年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党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整整一天，酿成了自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北京地区发生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法轮功”头子李洪志一手策划并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骨干组织实施，多地习练者受蛊惑参与，向党和政府发难施压的邪教非法聚集事件。 

李洪志1952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初中毕业后参军，1982年转业至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1990年，李洪志将台湾邪教“灵仙真佛宗”及佛家“禅密功”、道家“九宫八卦”等功法的部分术语和动作相互掺杂，拼凑出“法轮功”。1992年5月，在吉林长春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培训班，开始正式传功。 

1992年6月中旬，李洪志到北京办班，至1994年12月，共在16个省区市23个城市办班56期，学员近6万人，建立起全国性组织体系。截至1999年7月，全国共设39个总站，1900个辅导站，2.8万多个练功点，练习者200余万人。 

1995年3月，在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境外培训班。至1999年，已在法国、瑞典、美国、澳大利亚、瑞士、泰国、英国、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注册成立“法轮功”组织。 

“法轮功”传播歪理邪说，对练习者进行精神控制。一些信徒练功后自杀或杀人，短短几年间导致1600多人死亡。“法轮功”非法经营、聚敛钱财。李洪志通过收费举办培训班，销售书籍、音像等形式大肆敛财。仅在国内制售“法轮功”书籍用品等的总价值就近1亿5千万元。“法轮功”对不同意见者动辄进行围攻。在李洪志的指使下，“法轮功”频频围攻党政首脑机关和新闻单位。自1996年8月围攻《光明日报》起，“法轮功”实施非法聚集围攻事件300余起，涉及北京等24个省（区、市），参与者达10万余人，其中超过300人以上的非法聚集活动78次，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4·25”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99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的揭批文章引起“法轮功”不满，众多“法轮功”人员涌入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李洪志见未达目的，于4月22日专门从美国纽约飞到北京，召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等人密谋，策划把事态扩大到北京，进一步向党和政府施压。李洪志在做了精心策划安排之后，4月24日匆匆离开北京飞往香港，由在境内的骨干分子具体组织实施围攻中南海行动，李洪志则坐镇香港遥控指挥，制造了“4·25”事件。 

多行不义必自毙。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邪教斗争。经过各地各部门强有力的防范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等工作，“法轮功”组织体系土崩瓦解，绝大多数习练者与“法轮功”划清界限后得以解脱，极少数顽固对抗、蓄意作乱者被绳之以法，一批批痴迷者经教育矫治迷途知返，我们同“法轮功”邪教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在反华反共势力扶植下，境外“法轮功”组织继续对我进行捣乱破坏、攻击抹黑。“法轮功”长期在我使领馆等许多驻外机构周边静坐、游行，破坏我外交大局。大肆利用攻击卫星、攻击网站、大规模拨打IP骚扰电话等技术手段，对境内实施干扰破坏活动。境外“法轮功”组织还与反华反共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沆瀣一气，大肆编造传播政治谣言，积极充当西方对我实施“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法轮功”已经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纵使它今后搞出这样那样的闹事活动，也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美国亿万富豪女儿承认资助性邪教NXIVM近20年

　　近日，美国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克莱尔•布朗夫曼在“性奴案”中承认了两项罪名，包括窝藏非法移民剥削其劳动及信用卡欺诈罪。克莱尔•布朗夫曼是已故亿万富翁埃德加•布朗夫曼的女儿，拥有世界最大酒业公司之一西格兰（Seagram）酒业。她加入了邪教NXIVM，资助其创建者近20年！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她同意缴纳600万美元罚金（约4021万元）。该案将于7月25日宣判，她将面临最高27个月的监禁。

　　4月8日，36岁的《超人前传》女演员艾莉森·麦克认罪，承认为性爱邪教（Sex Cult）NXIVM操控女性、把她们发展为性奴隶。

　 

　　艾莉森·麦克和邪教头目拉尼尔。

　　NXIVM是美国臭名昭著的邪教

　　多年来，美国媒体《时代联盟》对NXIVM进行了持续揭露，称其为邪教。2010年，《名利场》报道《女继承人们和邪教》称，Nxivm是邪教。2012年，调查记者奥塔多(James M. Odato)在《阿伯尼联合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NXIVM是一个邪教。

　　该邪教头目拉尼尔被包装的“人类心理动力学大师”“先知”。拉尼尔2018年年3月25日在墨西哥落网，目前羁押在纽约。

　　NXIVM女信徒身体被刻上符号，包括拉尼尔姓名首字母缩写“RK”。该烙印位置为女性下腹部处。

　　加拿大女星莎拉·艾德蒙森（Sarah Edmondson）为该组织前成员，她向美国广播公司透露，加入组织已有十年，加入时亦受过烙印仪式。她被脱去衣服，由三个人压住她，并要求她说出“主人请给我打上烙印，这是我的荣幸”。接着一名女医师在女子髋骨下方烙上符号，过程约半小时。“过程没有任何麻醉，痛苦比生小孩还糟糕，这就像一部恐怖片，这种方式对待任何人是最不人道、最恐怖的。”

 

　　莎拉·埃德蒙森展示她身上的烙印。

1999年“4·25”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始末

　　时间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年，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形成一定社会规模，欺骗和操纵了一批不明其真相的群众后，逐步暴露出了对社会的危害性，尤其是从1998年后，法轮功对任何批评性的消息和文章都采取聚众闹事的方式对抗。他们无法无天，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制造事端，直至发展到1999年“425”围攻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发难。

　　1999年4月25日，1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聚集围住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党和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和周遍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社会生活，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实际上在“425”之前法轮功组织已多次聚集滋事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1995年后，广大群众和部分科学工作者已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有所察觉，部分新闻媒体对法轮功进行了批驳，特别是法轮功获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对其展开调查后更为恼怒。为此，法轮功在国内的主要头目李昌（“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纪烈武等密谋策划，先后在北京、济南、重庆等地组织、指挥法轮功人员非法聚集围攻党和国家机关、单位等。据统计，超过300人以上的聚集围攻就达78次之多。

　　“425”事件的起因是1999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校刊《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撰写的《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文章谈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名博士生因为练习法轮功导致送精神病院治疗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感到有了闹事的借口。4月19日，众多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在李洪志22日到京的第二天23日，达到6300多人。但李洪志的目标不是天津师大。而是要造更大的影响，他的目标是北京，是党中央。经过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在24日上午李洪志离京前往香港前，北京等不少地方的法轮功练功点都已接到通知，要求第二天组织练功者到中南海周围“集体练功”。

　　4月23日，李昌等人先后到法华寺李洪志的住处向其汇报了近期一些地方法轮功组织与当地公安机关、新闻单位发生冲突的情况，重点汇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并将刊有何祚庥文章的天津师范大学校刊交给李洪志看。随后，他们就进行密谋策划，研究如何利用天津事件这个导火线，组织各地法轮功练习者到北京中南海上访，向中央施加压力，要求承认法轮功组织合法化。李洪志说：“要去中央、去国务院，具体怎么做你们看着办”。同时强调组织上访不要以“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要把情况告诉学员，让学员们自愿去。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并批评去年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问题早就解决了。并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李昌说：“这件事由我来办”。他们还商议，如果北京要动，李洪志就得离境。

　　4月23日，李昌主持会议，通报了天津事件的情况，称“天津的事直接波及到北京，北京必须尽快做出反应，要组织到国务院上访”，“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会上还传达了李洪志的旨意，议定了聚集行动的总体安排。一是到中南海聚集的时间定为4月25日；二是聚集的地点在府右街中南海西北门；三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人要去得多一些。四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进行，要把天津的情况告诉学员，使他们自愿去，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五是对现场的安全、秩序、交通、卫生都要有专人负责；六是上述安排要在24日北京总站雍和宫学法例会上布置下去。同时决定要北京总站派人去天津了解情况。李洪志听了汇报后，对开会的情况和内容，表示同意。

　　当日，在天津师范大学聚集的人数猛增到6300多人。李昌等法轮功骨干商定，“4·25”聚集中南海行动的目的：一是要求天津放人；二是要求解决练功环境问题；三是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4月24日李洪志于当日13时30分乘CA109次航班飞赴香港。

　　4月24日9时至11时30分，“法轮大法研究会”先后在雍和宫藏经馆胡同7号召开的北京总站、分站负责人学法例会，就4月25日到中南海的聚集行动进行了动员部署。将聚集的具体时间定为4月25日早晨。要求北京法轮功组织配合天津行动，组织练习者去中南海找国务院解决问题。宣布了去中南海聚集的具体时间，并根据李洪志的旨意讲了几点注意事项：一是不要以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组织；二是学员参加“4·25”行动是个人自愿、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三是不喊口号、不打标语、不散发传单、不得有过激言辞；四是对现场的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要有专人负责；五是防止有人在现场制造事端。制定一个聚集行动的具体方案，包括现场联系、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

　　根据“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部署，北京、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法轮功练习者自4月24日20时始陆续到北京中南海聚集，至25日上午7时，聚集人数已达万余人，并且人数还在陆续增加。

　　从25日凌晨开始，法轮功练习者一批批到达中南海周围。至25日上午，在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的策划和组织下，法轮功人员聚集人数以达1万余人，他们阻断交通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为了欺骗广大群众，他们还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如不喊口号、不撒传单、不带标语，撤离时清理现场等。

　　聚集期间，经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郝**、周**、刘**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5名代表，与有关方面负责人无理纠缠长达八九小时。在此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前，法轮功人员没有散去的迹象，在接到李洪志指令后法轮功人员才撤离。

　　现在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的向党和政府示威，显示其能量的重大政治事件。4·25”事件是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共同组织实施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李洪志在境外遥控组织指挥了“4·25”聚集行动。

　　“4·25”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法轮功也更加暴露了其邪教本质、撕去了其伪装。20年后的今天，境外的法轮功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反华势力豢养的一股主要力量。国内绝大部分原法轮功人员在经过教育转化后脱离了法轮功邪教，但仍有少数顽固痴迷者在境外法轮功组织的遥控指挥下坚持邪教立场并暗中继续进行邪教活动。今天我们回顾“4·25”事件可以更清醒的认识到，邪教组织一旦坐大成势必将危害社会、危害群众，我们同法轮功等各类邪教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切不可掉以轻心。

郭正谊：法轮功的败露与疯狂（中英对照）

　一、法轮功的起始

　　李洪志90年代初开始，打着气功旗号治病骗钱。1991年5～9月去泰国探望妹妹李平（其妹夫为泰籍台湾人），回来后声称得到佛法，于1993年4月出版《中国法轮功》，开始到各地讲法，并于1993年8月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登记。1994年8月去美国一次，后又于1994年9月去法国3个月，这几次出国，每出一次李洪志本人就提高一个“层次”。回国后大肆宣扬“法轮大法”，到处作报告，并于1994年12月出版了《转法轮》（这就是李要他的信众们从头读到尾的“经书”）。

　　但与此同时，1994年12月12日，李洪志的老家长春就有100多人联名给中央有关部门揭露了李洪志是一个江湖骗子。这时，他慌了神，在1995年1月2日就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明确地说：“大过年的还把大家召集来开个会，这个会不开还不行，因为我们好多学员都知道我马上要去国外传功。”这里想引用李洪志的主要亲信和骨干叶浩发表的材料：“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期间，国内将近有两万人参加了李洪志老师亲自传授的学习班。”此后，李于1995年5月31日到美国休斯敦市访问、演讲，并骗取了休斯顿市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的称号，随即又于1995年8月到马来西亚科隆坡进行1个月的访问，演讲。

　　国家新闻出版署根据群众揭发并经过认真审读，于1996年7月24日发出“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也因李洪志利用传功，宣传封建迷信，神化个人，制造政治谣言，将神学伪装科学，于1996年12月9日注销了“法轮功”的登记，至此，“法轮功”不论是组织上还是宣传品都是非法的。

　　但是，李洪志却以听过他讲歪理邪说的信众为骨干力量，成立了“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各地区的辅导总站，辅导站，并任命了若干辅导员，在全国各地非法发展组织。除了文化层次较低的一般民众外，目标主要是是革命老干部，国家机要部门干部以及中青年知识分子。以便寻得庇护支持、盗窃国家机密并利用中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法轮功的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这一点李洪志自己明确指出：“我不在的情况下，研究会作出的决定，我们全国各地辅导站都要听从、执行。作为一个辅导员那就更责无旁贷了。”同时，李洪志还明确说：“研究会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我同意的，我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作出什么决定也是通过电话、传真和我取得联系之后他们才作出的。”这就是李洪志控制下的“法轮功”秘密组织系统！

　　二、法轮功的疯狂与败露

　　李洪志逃往境外后就在世界各地“讲法”发展“法轮功”邪教组织，同时不断向国内发出“经文”组织进行各种反社会，反人民的活动。

　　1997年，“法轮功”在国内的活动和危害日益暴露，首先是中国佛教协会于1997年2月组织发表了揭露“法轮功”的文章，明确指出“法轮功”是“附佛外道”（即打着佛教旗号的邪魔外道）。随后，在浙江坚决打击了“法轮功”非法发展组织的同时，《钱塘周末》于1997年12月12日发表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缘何猝死”的揭露“法轮功”害人的真相。接着1998年4月1日《齐鲁晚报》刊登了“法轮功是咋回事”揭露了练功不吃药，延误治疗甚治导致病人死亡的案例。与此同时，各新闻媒体纷纷揭露“法轮功”是害人功。这时候“法轮功”立即组织信众，无视法律，于1998年6月1日～3日组织千余人围攻《齐鲁晚报》，同时也围攻其它新闻媒体。与此同时在李洪志亲自指挥下于1998年6月1日起围攻北京电视台，按李洪志的设计准备组织上万人围攻，结果只来了千余人，李为此大为恼火，撤换了北京站的站站长，换上了积极指挥围攻北京电视台的姚洁。为此，李洪志大失所望。接着李洪志1998年7月6日就写了篇《挖根》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

　　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这意思就是让信众们不要去维护人类社会，而是要与人决裂？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信众们去破坏人类社会！

　　接着，李洪志1998年7月26日在长春又紧急召开了辅导员会。会上有人问：在北京类似事件中，坚定实修者怎样？李洪志的回答是：“坚定实修者怎样，你这话什么意思？好像大家都没有听明白吧？就是说你没有参与，你自己“坚定实修”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话中有为自己失去圆满机会而找理由根据，心都用到我这来了。道理我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每一次事情，出现这个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学员走出那圆满的那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时机。我们有的人就能走出来，有的人他还觉得自己为了实修不动呢。圆满了你都不动，我看你怎么办，你也不想圆满。光是修，修为了什么？不是圆满吗？实际上是为你自己找借口，为你另外一颗心找借口。不是实修不动，你平时表现得真的那么实修，那么不动吗？”

　　这时候，李洪志反社会，反人类的嘴脸已经彻底暴露无遗了。开始时李洪志是要信众们读他的《转法轮》，一遍一遍的读就可以提高层次，最后达到“圆满”，这就是“坚定实修”。但是到了1998年变了，搞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动才能提高“层次”，才能达到“园满”。

由于《法轮大法》的种种非法活动，新闻出版署于1998年6月16日编写了《新闻出版要情》向中央报告了“法轮功”围攻新闻单位的情况，公安部于1998年7月21日发出对《法轮功》进行调查的通知，这时他们利用向党政机关的非法渗透，盗窃文档资料，及时发出了两则《简讯》号召信徒们抵制，并且组织一批老红军，老革命，老科学家们联名（这其中就包括“法轮功”的核心骨干叶浩）写信给中央，吹捧《法轮大法》，妄图蒙蔽中央，使中央投鼠忌器以达到保护他们继续进行非法活动的目的。

　　与此同时，由于“宗教文化出版社”于1998年6月出版了《佛教“气功”与法轮功》，揭露了“法轮功”的邪教真相。于是他们又向中央告恶状，署名的正好是“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即李昌、于长新、王治文、叶浩、纪烈武等人，从而暴露了马脚。

　　鉴于围攻北京电视台未达到预期的声势，李洪志在1998年在国外“讲法”时就一再造谣说大陆上有一亿人练“法轮功”，自壮声势，并为他的信众鼓气。这完全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没有用。我们可以不考虑政府察明的准确数字，但是我们清楚，“法轮功”渗透的省市有二十左右，即占全国的2/3，其总人口约8～9亿，如果真有1亿人练“法轮功”，那我们身边每8～9个人中就应该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然而事实上各单位“法轮功”练习者不过是千分之1～3，再除掉婴幼儿，统计下来，确实是200万左右。

　　在李洪志的谣言蛊惑下，不少修练者就以为真的有一亿人撑腰，加之又有李洪志的化身护体，还有那个“人不炼法法炼人”的法轮在身上转，于是就丧失理智让干什么违法的事就去干。在1999年4月18日围攻天津教育学院时就气势汹汹地宣称：在天津我们有20万弟子，在北京有100万信徒……，似乎是人多就能吓倒人。然而这都是肥皂泡一样的自欺欺人的谎言。

　　用李洪志挂在嘴边常说的话：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名单。既然如此，李洪志又怎么能算出大法弟子有1亿人？

　　然而就是在李洪志的谎言鼓动和他潜回北京亲自指挥下，终于组织了“法轮功”练习者包围天津又转到北京上万人围困中南海的1999年的4·25事件。至此，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反社会、反人民、反政府的本质暴露无遗。

　　三、境外造势指挥，境内猖狂

　　“法轮功”练习者是如何组织和指挥的？是用了Internet互联网。

　　1999年5月2日李洪志在悉尼接见新闻媒体时，记者问：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儿,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学员，有一亿多人。你跟他们沟通的途径，大概有哪几种？回答是：没有什么沟通途径，没有直接的沟通途径。你们知道，因为你们都知道这里开会了，我也就知道了，他们互相之间，为什么说哪个地方有什么事情都知道呢？大家知道Internet互联网，这个东西在全世界是非常方便的，说哪里要开会的时候，就在网上打出来，全世界很多地区的人也就知道了，我也就能知道，其实我和他们平时没有任何往来，连电话都没有。（这就又让我们想起了1995年1月李洪志曾说过的：“研究会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我同意的，我就是在任何地方，他们作出什么决定也是通过电话、传真和我取得联系之后他们才作出的。”那时候李洪志还只知道通过电话、传真来控制大法组织，如今跑到国外后，得到“洋主子”支持，用了Internet互联网，果真是提高“层次”了！）

　　4·25以后，李洪志的“公告栏”在6月2日宣布：“不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给他们正确认识法轮大法真实情况的机会。在Internet网络上读者可以看到各种有关消息。”也就是说所有“法轮功”修练者已经完全被Internet网络所控制了。

　　在这里想公布一个数字，在1999年4·25前后，“法轮功”的Internet互联网站，在美国是39个，在其他国家是20几个，在大陆是20个，另加香港、台湾各一个。这百十多个网站都是非商业性的，免费提供各种材料，其经费来源不言自明。

　　当时，国内的网站站长是李昌，而叶浩在4·25前逃往加拿大，4·25后叶浩立即在那里又建立了“明慧网”，共有6个镜象站点（随后又设立了新生、见证、科学等网站）。而国内也增设了4个不被注意的小站点。他们利用网站和信箱，传递消息，攻击政府，鼓动信众，制造动乱。例如：在6月4日清晨，北京的练功点上都普遍传阅或宣读一份李洪志于1999年6月2日写的“我的一点感想”，经我们查找李洪志于1999年6月2日写的“我的一点感想”，竟然是在台湾的法轮功网上发出的，而且是简体中文的！只是在6月4日以后，大陆的网点才纷纷转贴出李洪志的“我的一点感想”。

　　1999年7月22日我国公开取缔“法轮功”和“法轮大法研究会”，7月31日发出对邪教头子李洪志的通辑令。国内的非法网站全部查封。

 

　　郭正谊，中国最早觉察并揭露“法轮功”罪行的科技界人士之一。1999年4月，他与任继愈、何祚庥、杜继文、李申、段启明等五位知名学者共同起草了关于“法轮功”邪教本质的揭发材料，并及时呈送中央。随后，郭正谊和其它六位专家组成“法轮功”类图书审读小组，全面系统地对李洪志的书籍和有关“法轮功”资料进行审读，并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后在此基础上编写了《现代谎言——李洪志歪理邪说评析》。

　　英文：How do Li Hongzhi and Falun Gong organize practitioners against society, people and government?

　　I. Origin of Falun Gong

　　Since 1990s, Li Hongzhi has cured people and cheated them for their money under the name of Qigong. After he visited his younger sister Li Ping in Thailand whose husband is Taiwanese during May to September of 1991, he claimed that he learned from Buddhism. He published Falun Gong of China in April, 1993 and then lectured across the country. He was registered from China's Qigong Scientific Association in August of 1993. He went to U.S. in August 1994, and then he went to France for 3 months. When he came back, he propagandized Falun Dafa badly and made lectures everywhere. He published Zhuan Falun in December 1994 (Which was the entire lection for his practitioner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his homeland Changchun disclosed him as a deceiver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December 12, 1994. Then he was scared. Then he said clearly in the meeting of Falun Dafa members of Beijing, "Although it's a new year, I have to get together. We must hold this meeting, for lots of practitioners have known that I'm going abroad to propagandize Falun Gong." I want to cite what Ye Hao who is the main favorite and backbone of Li Hongzhi wrote in his published materials, i.e. "From 1992 to 1994, there were about 20,000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Li Hongzhi's Falun Gong classes." Then, on May 31, 1995, Li visited Houston, U.S. and made lectures. He deceived them for the name called Honorable Citizen of Houston and Friendly Ambassador. After that, he visited Kuala Lumpur and made lectures for a month.

　　According to disclosure of the mass and after investigating, National News Publication Bureau order on July 24, 1996 that Notice to Immediately Confiscate and Close Down Five Kinds of Booking Including Falun Gong of China. China Qigong Scientific Research Association also logout Falun Gong on December 9, 1996 according the facts that Li Hongzhi made him God, made up political rumors and deceived God as science by propagandizing Falun Gong and superstition. Therefore, either Falun Gong Organization or its publicity is illegal.

　　However, Li Hongzhi considered the practitioners who believed in him as backbone. They illegally established Seminar of Falun Dafa and general stations and instruction cent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y also appointed several instructors. Besides common person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y mainly aimed at old cadres who participated i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adres who were in main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youth adult intelligentsia so as to not only get support and asylum, but also steal the national secrets and use the youth adult intelligentsia as the secondary and third echelon.

　　In this regard, Li Hongzhi pointed out that "when I was not here,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seminar should be followed by instruction centers all over the country, especially the instructors." At the same time, Li Hongzhi also said that "All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seminar were approved by me. No matter where I was, they connected with me though phones and faxed and then they made the decision." Such was the secret Falun Gong system under Li Hongzhi's control.

　　II. The madness and disclosure of Falun Gong

　　After Li Hongzhi's escaping abroad, he propagandized Falun Gong and established Falun Gong cult's orga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sent continuous lection to organize the practitioners to behave anti-society and anti-human's activities.

　　In 1997, the activities and harm was disclosed gradually all over the country. Firstly,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to criticize Falun Gong in February 1997, identifying that Falun Gong was a cult in the Buddhist's name. (i.e. evil under Buddhist's coverage.) Then, while it firmly struck the illegal Falun Gong organiz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 Qian Tang Weekend published an article named "How Dose A Young Intelligentsia Suddenly Die?" to disclose the truth that Falun Gong was killing people. After that, Qilu Evening Newspaper published an article named "What is Falun Gong?" to show some cases in which some people died when they were ill but not to take medicines so that they missed the best time to be cured. 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 disclosed that Falun Gong was killing people one after another. At the time, ignor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alun Gong organized thousands of practitioners to attack headquarters of Qilu Evening Newspaper on 1st to 3rd June 1998. At the time, they attacked other media's offices. Then Li Hongzhi directed his practitioners to attack Beijing TV in person on 1st June 1998. He planned to organize hundreds of thousands practitioners to attack. However, only thousands of them came so that Li Hongzhi was every angry. He dismissed the chief instructor of Beijing, and appointed Yao Jie who commanded practitioners to strike Beijing TV actively. For this, Li Hongzhi as very disappointed. So he wrote an article named Removing the Cause on July 6, 1998, in which he said "I have found out some people who aim at protecting something in human society rather that protecting Dafa in an early time. It's good if you want to be a common person to protect society and I will not deny you. However, you are practitioners. How you deal with Dafa is the problem of cause that is also the problem I want to point out. During you practicing Falun Gong, I would disclose all your minds by using every method so as to remove them. You cannot always ask me to lead you up while you don't follow. After you understand the Fa, you behave. Bu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won't behave or go the other way. I cannot consider it as a practicing activity. The moment I called you to break up with human beings, you didn't follow me. Every chance cannot show up twice. It's serious to practice and the gap was wider. It's dangerous to add any human things when practicing Falun Gong. As a matter of fact, it's good to be a nice guy. However, you should make clear that you choose your way."

　　Such means that he asked his practitioners not to protect society, but to break up with human beings. In other words, he asked his practitioners to destroy the society.

　　After that, Li Hongzhi held an emergency meeting for instructors in Chang Chun on 26th July 1998. Some asked him on the meeting that how should a firm practitioner be in the cases familiar with Beijing case. Li Hongzhi answered that "How should a firm practitioner be? What's meaning of this? It seems that no one knows what you've asked. You mean that you didn't participate and that you were firm and practiced Falun Gong. Isn't it? You mean to find out the base when you lose the chance to fulfill consummation. You have pointed to me. I have said very clearly. Every case, especially the big case is best chance to test the best practitioner to fulfill consummation. Some could walk out. Others couldn't when they believed they were practicing Falun Gong. Facing the consummation, you wouldn't act. How would you do? Don't you want to fulfill consummation? You said to practice Falun Gong. However, why to practice? Isn't it to fulfill consummation? You are looking for excuses for you and your other heart at all. You wouldn't act unless the real practicing activities come. Do you behave so real to practice Falun Gong and to do nothing?"

　　At that time, Li Hongzhi exposed his features of anti-society and anti-humanity completely. At the beginning, he asked his practitioners to believe his Zhuan Falun. After reading the book time and time again, they could go to a higher level and fulfill consummation in the end. Such is a firm practitioner. However, he changed in 1998. He told them that doing things that were anti-government and anti-society could go to a higher level and fulfill consummation.

　　As to the illegal activities of Falun Dafa, National News Publication Bureaus published Notice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n June 16, 1998 to report the cases that Falun Gong attacked various newspaper units. And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ent out the Notice to investigate Falun Gong on July 21, 1998. Then, they used the illegal infiltration into governmental offices so that they published two Short Reports in order to call in practitioners to resist. They also organized a group of older Red Army soldiers and revolutionaries (including the backbone named Ye Hao) to write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y boosted Falun Dafa to deceive Central Committee. They thought that the higher officers would be afraid to stop them do illeg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published a book named Qigong of Buddhism and Falun Gong in June 1998 to disclose Falun Gong's evil. Then they reported this to Central Committee by condemning the book. The lettered was signed by backbones of Falun Dafa Seminar, such as Li Chang, Yu Changxin, Wang Zhiwen, Ye Hao and Ji Liewu. However, they disclosed themselves.

　　As they didn't meet the anticipated needs of attacking Beijing TV, Li Hongzhi made rumors that there were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 in mainland when he made lectures abroad. He wanted to boost and encourage his practitioners. Such was a total lie which can be useless now matter how many times they said. Regardless of the correct number made by the government, we could conclude that there was one practitioner among 8-9 people if there were really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 However, there was actually less than 0.1-0.3%. Apart from babies, there were about 2 million or so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Deluding by Li Hongzhi's rumor, several practitioners thought there were really 100 million behind them. They also had the Master's protection and the Falun (people practice Falun Gong and it practices people) running around them. So they lost their minds to do whatever illegal activities being told do. On 18th April, 1999, when they attacked Journal of Tianj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me claimed badly that they had 0.2 million practitioners in Tianjin and 1 million in Beijing. It seemed that the more they said, the more afraid others were. However, all was a lie that could not cheat themselves like bubbles.

　　Just as what Li Hongzhi always said, we didn't have organization and list. In this regard, how could he calculate that there were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

　　However, under encouragement by Li Hongzhi's rumors and that he was commanding the activities in person in Beijing, they made the 4·25 Event that thousands of hundred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sieged Tianjin and then Zhongnanhai in Beijing. Until then, Li Hongzhi and his Falun Gong disclosed the nature of anti-society, anti-people and anti-government.

　　III. Making Influence Abroad and Savaging Inboard

　　How were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organized and commanded? They used Internet.

　　When Li Hongzhi met media in Sydney on May 2, 1999, he was asked," Mr. Li, I want to ask.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 all over the world. How many ways for you to connect with them? What are they?" His answered "There are no communicating ways and indirect ways. As you know, because you all know that the meeting is held here. So do I. Why do they all know what happened somewhere? We all know Internet that is convenient all over the world. When we want to inform them where to hold a meeting, we would log on net so that lots of them know. So do I. As a matter of fact, I have no touch with them at times, even the telephone." (It reminds us what Li Hongzhi said in January 1995 "All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seminar were approved by me. No matter where I was, they connected with me though phones and faxed and then they made the decision." Then Li only knew to use telephone and faxes to control his organization. Well, when he escaped abroad, he got foreigners' supports so that he began to use Internet. It's real for him to go to a "higher level".)

　　After April 25, Li Hongzhi claimed in his affiche on June 2,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would be, we give chances for them to know what on earth Falun Dafa is. The readers could get whatever they want on Internet." In another word, Internet controlled al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want to announce a number. Before and after April 25, 1999, there were 39 Falun Gong websites in U.S., 20 or so in other countries, 20 in Mainland China, 1 in Hong Kong and 1 in Taiwan respectively. All these weren't commercial. They provided materials for free. So we all know the funding sources without telling them out.

　　Then the chief of inboard net is Li Chang. Ye Hao escaped for Canada before 25th April. After 25th April, he established Minghui Net there. There were totally 6 mirror image stations (Then they established Xin Sheng, Jian Zheng and Science stations.) They also established 4 small stations that couldn't easily be noticed. They used net and emails to send messages that condemned government, instigated the mass and made convulsion. For example, in the morning of 4th June, the practitioners from Beijing Falun Gong Station passed round for perusal and read an article written by Li Hongzhi on 2nd June, 1999 named A Few of My Feelings. After investigation, the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 Falun Gong net in Taiwan. And the words were simple-Chinese! Then after 4th June, the stations in mainland posted the article named A Few of My feelings.

　　On July 22, 1999, China clamped down Falun Gong and Falun Dafa Seminar in public and sent out Wanted Order for Li Hongzhi. The illegal websites inboard was clamped down completely.

“法轮功”围攻中南海事件真相

　　发表于2001年3月8日《人民日报》，记者武侠 新华社记者牛爱民 王雷鸣 李术峰。

　　今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风和日丽。然而，就在这天，突然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万多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练习者，有组织地集合起来围住了中南海，矛头直指党中央、国务院，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这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这一事件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直接策划、指挥这起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法轮功”的总头目李洪志。而事发后，李洪志却在国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编造谎言，百般抵赖，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先是说，对“4.25”非法聚集事件全然不知，当时他正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路途中。当人们摆出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到过北京，但只是为了转机，没有离开机场。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在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

　　李洪志的谎言一次次被事实戳穿。他隐藏在这些谎言背后的违法犯罪阴谋活动，已经清楚地浮现出来。

　　兴风作浪 山雨欲来

　　李洪志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发生前三天，即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共44个小时。

　　22日入境时，李洪志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一张入境登记卡上留下了自己潦草的字迹。

　　姓名：李洪志

　　护照证件号码：001106787

　　中国签证号：003821

　　在华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103号

　　在“职业”一栏，李洪志在“商业人员”一项下打了一个勾。从他入境填表这一刻到他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他在北京根本没有从事过任何商业活动。

　　李洪志从大洋彼岸潜回北京，完全是“有备而来”。他事先通知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纪烈武。他一从机场回到崇文区法华寺小区16号楼他的一所相当高级的住宅，就迫不及待地让纪烈武汇报这几天“法轮功”练习者围攻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情况。这表明李洪志一开始就想抓住这件事策划一场更大的阴谋活动。

　　今年4月初，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主办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其中讲到：“有一篇关于‘法轮功’的宣传材料，就说有某工程师练了‘法轮功’后，元神出窍了，可以钻到炼钢炉里，亲眼看到炼钢炉的原子分子的种种化学变化。”何祚庥就此诙谐地提出：“炼钢炉里的温度比太上老君炭炉里的温度要高出几百度，钻进去，可能吗？”文章另一段提到，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有一名学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病愈后仍修炼“法轮功”，导致病情复发。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使李洪志和“法轮功”的头头们感到有了闹事的机会。4月19日，众多的“法轮功”练习者突然涌进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把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

　　去年5月，北京电视台曾经因为一个节目里有不同意“法轮功”的内容而遭到“法轮功”练习者1000多人数日的围攻。但是李洪志认为那次围攻组织得不好，未能把事情闹大，为此他还撤掉了“法轮功”北京总站的一个负责人。这一次李洪志决心利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这件事掀起一场更大的风波。通过他操纵控制的“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具体组织，事态果然一步步地扩大了：

　　———李洪志潜入北京的前一天，4月21日，“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洪志跟前的另一个显赫人物王治文，要求“法轮功”天津总站煽动练习者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示威。

　　———李洪志潜入北京的当天，4月22日，在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聚集的“法轮功”练习者达到2000多人。“法轮功”天津总站再次派人到北京向王治文汇报。王治文对这么多人去闹表示“满意”，并指示他们：“可以白天去，晚上撤。”

　　———李洪志潜入北京的第二天，4月23日，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人数从2000多人激增到6000多人。当“法轮功”天津总站向王治文报告有关部门要劝离非法聚集的“法轮功”练习者时，王治文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随后，两三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又到天津市委、市政府门前非法聚集。

　　天津的事件正随着李洪志来到北京而升温。但是，李洪志的目标并不只是在天津闹事，而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事态扩大到北京，造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震荡。

　　密室策划 扩大事态

　　4月23日上午，李洪志把“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中南海。

　　李昌和纪烈武在会上说：“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李洪志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

　　李洪志强调：“人少了不行，要多去点。去年北京电视台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问题早就解决了。”同时，李洪志还让王治文跟外地打招呼：“人来得越多越好”，强调“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李洪志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为围攻中南海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不能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

　　“4.25”非法聚集中南海的计划，就这样在李洪志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23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在首都体育馆南路1号院30门15号，现已定居加拿大的“法轮功”核心骨干叶浩的家里，李昌、纪烈武秉承李洪志的旨意，召开了具体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一次会议。

　　李昌传达了李洪志的决定，要求他们通知所有“法轮功”练习者，4月25日清晨到中南海聚集。他特别强调，“不单是解决天津问题,而且是弘法和护法”。为了落实这一计划，他们还决定利用24日的“学法例会”，向“法轮功”北京总站各辅导站的负责人进行布置。

　　会议还没有结束，纪烈武就匆匆跑到李洪志住处，汇报计划落实的情况和具体措施。李洪志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

　　23日晚，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天津市公安局对连续几天围攻天津师大教育学院的“法轮功”练习者采取了劝离措施。“法轮功”练习者陆续离去。整个行动很平和，公安局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发生其他任何问题。

　　天津“法轮功”练习者被劝离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晚22时左右，“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骨干们又聚集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二次会议。会上，李昌、王治文造谣说：天津警察抓人了，听说还死了人，还有人失踪了。他们要求把这些谣言传出去，为煽动“法轮功”练习者大规模非法聚集中南海作舆论准备。

　　会议还研究确定了去中南海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的三条无理要求：第一，要求公安机关立即放人；第二，给“法轮功”提供宽松的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有关“法轮功”的书籍。

　　李洪志反复标榜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多次声称“‘法轮功’不涉及政治”，可他一方面建立组织，秘密串联，四处渗透；一方面摇旗呐喊，造谣惑众，策动非法聚众示威。从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看，目的就在于把他们的非法组织合法化，任由他们发展，以便纠集、形成一股邪恶的政治势力，与党和政府进行长期的抗衡。这不是政治又是什么呢！

　　越是阴谋，就越是害怕阳光。按照李洪志“不要暴露这次活动是‘研究会’组织发动的”这一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核心骨干密谋商定，“4.25”行动时李昌、王治文、纪烈武3人和北京总站负责人都不到中南海现场，以免有的“法轮功”练习者认出他们，看出他们的组织者身份。

　　李洪志在作了精心策划、部署之后核心骨干们商定，北京这边一动，他就不宜留在北京，要赶快走，免得把自己暴露出来。为了掩盖罪责，4月24日一早，李洪志匆匆收拾行李，在纪烈武的护送下赶往首都机场，买了10时20分飞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的机票。但班机因机械故障不能准点起飞，李洪志又改乘CA109次航班，于13时30分飞往香港。

　　就这样，李洪志从22日晚上到24日上午，在北京停留44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没与任何人接触”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严密组织 恶意围攻

　　李洪志匆匆溜走后，由他一手策划的围攻中南海行动，在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的具体组织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同时，他坐镇香港，遥控指挥。

　　4月24日上午8时30分，在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7号，召开了“法轮功”北京总站及区县辅导站骨干的“学法例会”。“学法例会”，顾名思义是为学习“法轮功”而定期举行的会议，实际上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操纵“法轮功”练习者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这次“学法例会”，就成了他们为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李昌、王治文在会上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对“4.25”行动作了具体布置，确定去中南海聚集行动的具体时间为4月25日清晨。为了掩盖他们的政治阴谋，会上决定：在中南海聚集现场，各分站长要特别安排一些人负责安全、交通、秩序和卫生，包括现场联系，出现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处理；并确定了聚集的策略，参加的练习者不喊口号、不带标语、不撒传单、不要有过激言辞，对外不用“研究会”和辅导站的名义。会上还决定，“法轮功”北京总站副站长刘志春负责通知北京各区县，王治文负责通知外地。

　　会上传达了李洪志为了把练习者们哄骗到这次行动中来编出的一套说词：为了“护法”，要站出来求得一个“圆满”。同时要求通过各区县分站把这个意思告诉练习者：为大法修炼争取宽松环境，这本身也是“弘法”和“护法”，大家要自觉参与到“弘法”和“护法”中来；参加聚集行动是个人自愿、个人行为、个人负责。

　　就这样，李洪志一方面利用“师父”、“老师”的身份让“法轮功”练习者按照他的图谋行动；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把他自己和他的一套组织暴露出来。

　　4月24日下午，李昌、纪烈武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及北京“法轮功”总站负责人，在叶浩家召开了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动的第四次会议。

　　李昌继续抬出李洪志为大家打气。他说：“师傅说这种事情是最后一次了，再也不会有什么机会了。”

　　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4.25”行动现场指挥的组织分工：李昌、纪烈武负责全面指挥，王治文负责与外地联络，刘志春负责与北京各区县联络，姚洁负责与现场联络，刘树人负责通过互联网对外发表宣传稿件。会议还决定，在二七剧场附近的姚洁家设立“指挥部”，在民族宫附近柯明家设立现场联络点，派陈东月、李月秋等在中南海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最后，李昌反复强调总站以上负责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现场。

　　根据会议的分工，王治文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向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等地的“法轮功”负责人打出一系列电话，要求他们组织“法轮功”练习者于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护法”。

　　李洪志的意图，很快传达给“法轮功”各总站站长，各总站站长又逐级传达给各分站、辅导站以及练功者。至此，“4.25”行动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开始向党和政府发难了。

　　4月24日21时40分，中南海北门出现了第一批约40名“法轮功”练习者。

　　25日凌晨3时07分，北海附近出现来自河北的十几辆大客车，客车上的人陆续在附近地下通道内集中。

　　3时30分，另一部分人在护城河边汇集。

　　5时13分，大批“法轮功”练习者开始从北海公园正门向西行进；另一批人从胡同中走向府右街。

　　6时55分，府右街出现大批行进人群。

　　7时，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已形成静坐场面。

　　这以后，聚集的人继续增多。至25日上午，人数已达1万余人。众多善良的“法轮功”练习者，在李洪志的蒙骗和煽动下，为了“长功”，为了“消业”，为了“圆满”，为了寻找一个好“气场”，来到中南海非法聚集。

　　4月25日上午8时，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中南海北门路对面，自东向西一直到府右街北口，便道上站满“法轮功”练习者。记者询问其中一些人：“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来自北京远郊县的一名妇女说，要在这里练功。记者问道：“这哪里是练功的地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练功？”这名妇女无言以对。下午，非法聚集人数逐渐增多。18时左右，人群已排列到北海公园前门团城下。此时，府右街的交通中断，非法聚集严重影响了周围地区的社会秩序。

　　根据事先的安排，25日清晨，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刘志春等20多人陆续来到在姚洁家设立的“指挥部”，频繁地与中南海聚集现场联系，不断发布命令，进行指挥。

　　当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练习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并作了大量教育工作。9时许，“法轮功”现场人员向“指挥部”报告说，4名代表进了中南海“对话”，但进去的人对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说不清楚，又换了4个人进去，两拨人都说不清楚，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的李洪志同意后，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

　　遥控指挥 图谋难逞

　　4月25日，躲在香港的李洪志又在做什么呢？

　　事实上，李洪志在香港的住所内，一刻也没有闲着。25日一大早，他就打来电话向“法轮大法研究会”核心骨干了解聚集中南海的情况。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始终紧张地与北京的“指挥部”保持着“热线”联系，不断下达指示，遥控指挥现场活动。北京“指挥部”也不断给李洪志打电话汇报、请示。25日当天，他们频繁来往电话20多次。在通话中，他多次要求“让外地人多来些，再多来些。”

　　纪烈武将现场情况和有关问题及时报告李洪志。当现场聚集一万多人时，纪烈武打电话告诉了李洪志。李洪志说：“好，外地学员多不多？”在两拨代表进中南海“对话”后，纪烈武也都及时向李洪志作了报告，李洪志说“行”。当中办、国办信访局提出让“法轮大法研究会”和“法轮功”北京总站派人来谈时，纪烈武立即请示李洪志，李洪志答复说:“找你谈，你干嘛不去。”

　　李昌、王治文、郝嘉凤、周德承、刘树人等“法轮大法研究会”的5名代表，与有关方面负责人无理纠缠长达八九个小时。在此期间，远在香港的李洪志多次催问向中央施压的结果。在没有得到李洪志的指令之前，中南海周围非法聚集的人群仍没有散去的迹象。

　　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纪烈武立即报告李洪志，并请示聚集在中南海附近的人撤不撤。李洪志问：代表出来没有？纪烈武回答说，还没有。李洪志明确表示不能撤。

　　21时左右，李昌、王治文等人出来后，纪烈武再次报告李洪志。李洪志问：谈得怎么样？纪烈武说：“明天还要接着谈。”由于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严厉要求“法轮功”练习者立即停止非法聚集，他们请示李洪志当晚是否撤离，李洪志说：“老李(李昌)让走就走吧。”纪烈武接到这一指令，通知“指挥部”，“让大家都撤”。

　　李洪志一手策划、指挥的“4.25”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事件就这样宣告收场。

　　4月26日清晨6时左右，当李洪志了解到李昌等人并没有见到中央领导，就给纪烈武打来电话质问道：“昨天没有见到中央领导，李昌怎么就让大家撤了？”为此，他大为恼火，责怪为什么没有谈出个结果来。

　　8时左右，李昌、纪烈武等人陆续来到姚洁家。纪烈武说：昨天不该撤，师父还以为见到中央领导了，情况没有搞清楚。李洪志还要他以“师父”的名义通知外地“法轮功”练习者继续来京，要大家再去中南海，人越多越好。纪烈武还叫嚣：“修炼的人什么也不怕，不怕死；必要时还是要流点血，流血才好呢！”

　　纪烈武的话，清楚地表明了李洪志的险恶用心，他就是要把万余名“法轮功”练习者作为棋子，妄图把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搞乱，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随着事件真相的不断披露，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4.25”大规模非法聚集事件完全是一起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策略地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企图搞乱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尽管4月25日当天李洪志不在北京，但他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操纵、指挥着“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的非法聚集事件。直至26日下午，纪烈武赶到香港，当面向李洪志详细汇报了围攻中南海的全部经过后，李洪志才搭乘国泰航空公司CX103次航班飞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从指责围攻北京电视台的人太少，到决定把天津的事情闹大，并把火烧到北京来；从确定4月25日在北京发难，到决定围攻中南海，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示威施压；从决定不以“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名义出面，而把不明真相的“法轮功”练习者推向前台，到决定派出代表到中南海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条无理要求；从对事件现场的遥控指挥，到决定事件的最终收场等大量事实充分证明，这一切都是李洪志亲自策划、指挥的。

　　李洪志的险恶阴谋彻底破灭了。但他苦心策划、指挥的“4.25”非法聚集事件选在春夏之交，大有深意；地点定在中南海，居心险恶。这一切与国外敌对势力掀起的反华浊流遥相呼应，干了他们想干而干不了的事。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个自称能洞悉宇宙奥秘的李洪志，错误地判断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25”围攻北京中南海事件始末（组图）

1999年的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人员借口“上访”“讨说法”，围攻中共中央、国务院驻地中南海整整一天，酿成了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地区发生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法轮功”头目李洪志一手策划并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骨干组织实施，多地习练者受蛊惑参与，向中国政府发难施压的邪教非法聚集事件。

李洪志1952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初中毕业后参军，1982年转业至长春市粮油公司保卫科工作。1990年，李洪志将台湾邪教“灵仙真佛宗”及佛家“禅密功”、道家“九宫八卦”等功法的部分术语和动作相互掺杂，拼凑出“法轮功”。1992年5月，在吉林长春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培训班，开始正式传功。

1992年6月中旬，李洪志到北京办班，至1994年12月，共在16个省区市23个城市办班56期，学员近6万人，建立起全国性组织体系。截至1999年7月，全国共设39个总站，1900个辅导站，2.8万多个练功点，练习者200余万人。

1995年3月，在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境外培训班。至1999年，已在法国、瑞典、美国、澳大利亚、瑞士、泰国、英国、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注册成立“法轮功”组织。

“法轮功”传播歪理邪说，对练习者进行精神控制。一些信徒练功后自杀或杀人，短短几年间导致1600多人死亡。“法轮功”非法经营、聚敛钱财。李洪志通过收费举办培训班，销售书籍、音像等形式大肆敛财。仅在国内制售“法轮功”书籍用品等的总价值就近1亿5千万元。“法轮功”对不同意见者动辄进行围攻。在李洪志的指使下，“法轮功”频频围攻党政首脑机关和新闻单位。自1996年8月围攻《光明日报》起，“法轮功”实施非法聚集围攻事件300余起，涉及北京等24个省（区、市），参与者达10万余人，其中超过300人以上的非法聚集活动78次，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4·25”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99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的揭批文章引起“法轮功”不满，众多“法轮功”人员涌入天津师大教育学院静坐示威，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李洪志见未达目的，于4月22日专门从美国纽约飞到北京，召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等人密谋，策划把事态扩大到北京，进一步向政府施压。李洪志在做了精心策划安排之后，4月24日匆匆离开北京飞往香港，由在境内的骨干分子具体组织实施围攻中南海行动，李洪志则坐镇香港遥控指挥，制造了“4.25”事件。

多行不义必自毙。1999年7月，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发布查禁“法轮功”非法活动的“六条通告”。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人事主管机关、团中央分别发出了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和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邪教斗争。经过各地各部门强有力的防范打击、教育转化和宣传揭批等工作，“法轮功”组织体系土崩瓦解。

在反华反共势力扶植下，境外“法轮功”组织继续对中国进行捣乱破坏、攻击抹黑。“法轮功”长期在中国驻外使领馆周边静坐、游行，破坏中国形象。大肆利用攻击卫星、攻击网站、大规模拨打IP骚扰电话等技术手段，对境内实施干扰破坏活动。境外“法轮功”组织还与反华反共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沆瀣一气，大肆编造传播政治谣言，积极充当西方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法轮功”已经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纵使它今后搞出这样那样的闹事活动，也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